┌────────────────────────────┐ │第 ≈≈≈≈≈≈≈≈≈≈≈≈≈≈≈ 增│ │ ４５ ♀♀ 桃 红 满 天 下 ♂♂ │ │ 期 ≈≈≈≈≈≈≈≈≈≈≈≈≈≈≈ 刊 │ │ 本质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专辑（５） │ │ │ │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４日出版 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创刊 │ │ │ │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ＣＳＳＳＭ）主办 │ └────────────────────────────┘ 【编者按：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兼学者简·克罗森（Jan Clausen）在 《超越弯直：认识性倾向》一书中，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剖析 了当今西方文化中有关性倾向的定义及其含义，并对当代科学有关同 性恋起因的研究提出了批判。同性恋究竟是一种自然本性的显示还是 一种社会文化赋予的身份？以同性恋和异性恋为主导内容的性倾向范 畴是否能够涵盖全球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社会里的同性相吸和异性相 吸？双性恋如何纳入这种既定的性倾向范畴？现代生物学是否令人信 服地提供了同性恋先天性起因的科学证据？性别研究对于认识性倾向 能够提供何种启示？此书针对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相信对于读者能够有所借鉴。 有关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 一步阅读《桃红满天下》增刊第9期、第33期、第40期和第44期。】 ────────────────────────────── 《超越弯直：认识性倾向》目录 前言 第１章：到底在争论些什么 第２章：身体、性身份及其含义的跨文化比较 第３章：科学与性的结合以及现代性身份的诞生 第４章：石墙之后 第５章：欲望的科学 第６章：渴望科学 第７章：“那架神秘的老式磨碎机” 译者跋：双性恋──滑头的酷儿 ────────────────────────────── 超越弯直：认识性倾向 （美）简·克罗森 二言 翻译 前言 亲爱的读者： 在撰写这本书的几个月中，我心里一直想着你──你究竟属于什 么人，你为什么想读这本有关性倾向的书。虽然你们的背景各异，但 出于个人感受或者对知识的探索，都有兴趣关注我将要讨论的话题。 你也许对自己、对朋友或者家人的性身份心存疑问；你也许在探索新 的性爱模式，但不知道用何种语汇来表达自己；或者你对自己的性爱 状况了如指掌，但不知道自己的偏好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为何拥有 这类欲望，而不是其它欲望。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我自己或者那些与我亲近的人在性倾向方面 和异性恋社会所竭力推行的标准格格不入？我的性倾向是否会随着时 间的推进而发生变化，还是将保持一致？我是否应该在同性相吸或者 异性相吸之间做出一番选择？ 你对性倾向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有关辩论最近受到了媒体 的强烈关注。你也许听说最新科学研究宣称已经找到了一部份男同性 恋者在性倾向方面的生物成因。1991的一项研究表明，男同性恋者和 男异性恋者在脑部结构的某个区域存在着区别，而1993年的另一项研 究则声称发现了基因在决定性倾向方面的作用。类似的争论在支持或 反对同性恋的运动中层出不穷，其涉及到的话题包括同性恋者是否能 够公开从军，同性伴侣关系是否应该受到法律承认，以及有关禁止歧 视同性恋者的立法等。 另一部份大量但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研究是来自历史学家、人类学 家和社会学家。这些研究使我们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自然科学研究的 影响，并使我们的视野超越自然科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即“同 性恋的成因是什么”。我将之视为动因的探讨，这种探讨的方法来自 物理学，即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可以被追溯到一个或者多个成因， 但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领域内的研究者并不总是这样认为。 当有人问“同性恋的成因如何”时，这个问题其实忽视了每个人 的性倾向来源，因为我们同样可以问：“异性恋的成因如何？”但包 括同性恋思想家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视而不见这个问题，或者对此轻描 淡写一番。 我认为，有关性倾向的探讨既应该包括异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的经 历，也应该包括那些在性欲方面无法用既定标签来分类的族群。因为 这一套丛书是有关同性恋议题，而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 所以我在此书中将会更多地谈论同性相吸和同性恋欲望。然而，即使 这样做的时候，以下问题仍然时时出现：“异性恋的成因如何？” 除了对于异性恋关系不加探讨之外，同性恋研究也似乎着重于男 同性恋，而往往忽略女同性恋。这其中的部份原因在于，许多研究者 本身就是男同性恋者，他们更有兴趣了解自己的欲望，而女性性欲 （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一直没能受到系统的关注，或者至多只 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模式中做做边角料。 以上这种方法难以得出有效的结果。当前许多同性恋研究着眼于 那些白人背景的白领男同性恋者，探讨他们的性倾向起源如何，他们 的性经历如何。然而，这种模式也许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女性、绝大 多数双性恋者、绝大多数有色人种背景的男同性恋者（包括印第安人、 黑人、拉丁美洲人和亚裔），以及绝大多数北美和欧洲大陆之外的同 性恋者。为了避免这种偏向，我试图尽可能丰富地呈现那些在性爱方 面不符合主流社会标准的族群，并试图说明他们对于认识其他鲜为人 知的族群有何启示。 我相信人的性经历──即肉体行为及其所隐含的意味──因所处 环境的不同而存有较大差异。不同年辈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体验，所 以我也竭力融入年轻一代的感受，而这方面的材料来自高中生和大学 生，他们都是我在纽约教书时认识的学生。这些人诚实而慷慨地与我 分享个人经历，并允许我在书中引用他们的文章，对此我深表感激。 如果你希望将全书读完，那么我觉得应该让你了解一下我本人。 诚如许多学生基于个人经历，在性倾向方面提出各不相同的问题，我 感到自己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本书的写法。比如说，我从 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具有固定不变的单向式性倾向。当然，这并不等于 说我不相信有些人声称从小就感到自己这样那样，就象我自己的回忆 和他们的也很不相同一样。然而，我确实认为，这方面的探讨应该结 合两方的感受。 我于五十年代出身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小镇，来自一个白人 中产阶级的核子家庭（见注１）。我从小就幻想和女性欢爱，所以你 可以说我是个“女同性恋者”，但当时我相信自己长大后会喜欢男孩， 并结婚生育。在青少年时代，我曾与一名同龄的男士建立过充满激情 的爱侣关系。我记得当时迷惑自己是否扮演着传统的性别角色，比如 我曾想：如果女性应该被动的话，那么我将舌头伸入他的嘴里接吻是 否有失妥当？是否应该由他来采取主动？ 七十年代早期，二十多岁的我加入了女权主义运动，也就是在那 个时候我开始和女人做爱。２５岁那年，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位女性， 并维持了长达１２年的伴侣关系，我们一起抚养了一个女儿（为我的 伴侣所生），我创立了一份女同性恋文学杂志，参加了一系列政治和 文化运动，其中包括支持尼加拉瓜的革命游击队（即桑地诺分子）， 发表了很多谴责反犹太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文章。 从事以上活动时，我一直将自己视为纯粹的女同性恋者，虽然我 感到自己对于男性的好感从未消失过。（我经常说：“并不是他们的 身体令我生厌，而是他们对于女性的态度。”）1987年，当我爱上了 一名男士时，我的女同性恋身份受到了冲击。 这番经历令我感到，任何身份标签──包括双性恋在内──都不 足以表达我在性爱方面的倾向或者偏好。我现在与一位男性伴侣同居， 在别人眼里也许应该是一名“身体力行的异性恋者”，但在社交、知 识探索和政治立场方面，我不停地穿梭于同性恋与异性恋世界之间。 在我的写作和教学生涯中，人们总是将我视为一名女同性恋者 （特别是那些异性恋者），因为我坚持不懈地在同性恋议题上发表看 法。我这样做不仅是出于正义的动机，不仅是因为我有很多同性恋朋 友和一名同性恋女儿，而是因为不管我以后在性生活方面的选择如何， 人们对这本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女同性恋者所能争取到的 更多自由。个人生活方面的复杂情形使我认识到，“同性恋”或“异 性恋”不仅是性身份的标签，而且是一定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分类， 比如我很习惯于一些女同性恋笑话或男同性恋者的专门用词，但这并 不是因为我跟哪个性别的人上过床，而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这个社区 内。 我对自己身份的这种不自觉的表露提出了以下问题：我们究竟如 何指代性身份及其与此相关的政治涵意？在此书的前半部份，我会用 “性倾向”这个词（而不是用“性偏好”，“生活方式”或者“性状 态”等词），来指代那种根深蒂固──但不一定不可变换──的某种 自身内部的欲望表现。绝大多数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都喜欢用 “性倾向”一词，因为它暗示欲望并不会随着主观愿望而改变。 此书并不在于解答问题，而在于提出更多的问题。或者说，我不 会将答案和盘给你。我的目的在于和你分享大量同性恋研究的成果， 让你领略到与此相关的各种正反观点，使你对这场争论的历史背景有 个更好的了解，并有助于你审视争论所处的社会环境。最后，我希望 能够提供一些工具，使你能够形成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同性恋研究方面的专家并没有达成太多的共识。比如说， 有关同性恋成因的解释众说纷纭，而且还有人怀疑提这种问题到底有 何意义，所以我认为这方面还是应该让辩论持续下去。此外，我认为 有关性倾向的讨论就象财政赤字和基因工程一样，不能光听“专家们” 的意见。 本书的前半部份着重讨论性倾向之争的由来，并举例说明性倾向 在不同文化和历史阶段的表现。如果得知社会如何将性爱方式分门别 类的话，我们就能够探讨怎样能够寻求更多的性爱表达，而不是囿于 寻找不同时代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同一性爱表达。我们会看到，欧美 文化所定义的性倾向并非在全球具有普遍性，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其它 文化在这方面的特点。 以上问题不会使我们停止探讨同性相吸或者异性相吸的起源，因 为起源探讨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组成要素。我们会谈到有关性倾向起 源的研究，列举过去几代人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我们还会花很 多篇幅来讨论科学家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们的话有什么含义，以及 同行和社会思想家们对这些研究的批判。 最后，我们会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有关性倾向的起源对大家如 此重要？这样做是否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性倾向起源的确 切解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我们用什么最佳方法去争取基本自 由，去争取“爱的权利”？ 真诚地属于您， 简·克罗森 第１章 到底在争论些什么 当我向别人提起自己计划着写一本有关性倾向之争的书时，一位 同性恋历史学家马上说：“你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艰巨任务──这是话 题很容易让人情绪失控！”此言一点不假。在同性恋和双性恋社区内， 有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有关性倾向的起源和性质的的基本问题，一谈起 它们，大家就群情激愤。在谈及这场辩论的细节之前，我们需要了解 一下究竟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以及它们可能引起的情绪反应，而这 一切都与同性恋的历史有关。 问题１：性倾向是一种天生的本性，还是随着个性的发展而逐渐发展 起来？ 问题２：性倾向是一种不变的特性，还是会随着时间的转换而变化？ 问题３：性倾向是否仍然在各种文化中都存在，即使有些文化和我们 现在所处的不尽相同；或者性倾向只是我们文化（主要是带有城市化 色彩的西方社会）中对性身份的一种指代？ 提出以上的问题时，我很小心地用了“或”一词，这可能会产生 一些误解。在以后的几章中可以看到，一些人士提出了某些折衷讲法 （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性倾向是天生特质和孩时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 不管如何，在讨论的开始，有必要简明地将这些问题摆出来，这样有 助于理解，况且很多思考者都会持或此或彼的看法。 这些问题之所以容易让人情绪激动，是因为它们都与男女同性恋 者走向公开化和抵抗迫害的历史有关。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同性恋 者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不得不竭力掩藏与众不同的内心感觉，以免 受到抛弃、嘲笑和欺凌。几十年前，在大规模的同性恋社区和运动尚 未来临时，这些经历更为常见。 对于那些经历过孤独的磨难的人来说，性倾向的先天性似乎证实 了他们的本性，有助于解释他们的个人身份为什么与周围环境格格不 入。也有一些人会说，正因为同性恋者和同性恋文化遭受了猛烈攻击， 我们才应该为每种各不相同的“爱之权利”而奋斗，而不应以命运或 者先天倾向为借口。我们既应该考虑到那些认为自己生来就喜欢同性 的人，也应该包容那些认为自己是后天变成同性恋的人。 “你的意思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这个样子？”第一组人会这么发 问。“没人会选择去接受迫害。”第二组人会回答说，“性倾向当然 并不类似于你拉开抽屉，决定穿哪一条牛仔裤那样随意，也不像你生 来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那样简单。让我们想想其它的解释吧，比如说 我们称之为‘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行为或许对于不同的人来说， 具有不同的含义。” 辩论的双方都对准了以下事实：主流社会一直强迫同性恋者变成 异性恋者，或者至少要求同性恋者禁欲。多年以来，各种各样残酷的 治疗办法层出不穷但又无济于事，这其中包括过去几十年中以心理治 疗为名出现的各类疗法。男女同性恋者在心理学家的沙发上躺了多年， 试图纠正孩童时代走过的使他们无法形成“正常”异性恋欲望的错误 道路。行为科学家设计出痛苦的“厌恶疗法”，试图使求医者将性刺 激和性快感脱节。同性恋者被送入精神病院，而遣送人有时竟然是他 们的亲属。在四五十年代，一些同性恋者被迫接受了脑叶切除手术， 因为据说这种残酷的手术能够去除他们“有违自然的倾向”。有些国 家的医生动用了荷尔蒙治疗法，施行“化学阉割”。还有一些方法直 到最近仍然受到使用，比如艾里·西格尔的“美之现实”邪教和众多 的基督教会就宣称，他们成功地将同性恋者改变成了异性恋者。 性倾向是否可以被改变？这个问题也同样容易使人动感情。那些 在性倾向方面几乎不经历或者从未经历过改变的同性恋者更容易感受 到这种压力，因为他们更会对“异性才能相吸”的主流信条构成挑战。 即使支持同性恋的理论家已经明确表示，性倾向的改变并非受到主观 意志的控制，同性恋者还是需要对任何理论保持警惕，以免这些理论 被那些倡导改变性倾向的恐同主义者所利用。那些经历过比较平稳的 性倾向转换的人在谈论有关改变性倾向的理论时，更容易激动，他们 会更迫不及待地为“爱之权利”而辩护，宣称一位50岁的男子初次感 受到的同性恋情和一位自孩童时代一直爱恋同性的15岁少年所感受到 的同样合乎情理，同样真实。 第三个问题也同样容易使人动感情，因为恐同主义和异性恋主义 一起强迫那些在性倾向方面不符合异性恋规范的人保持沉默或者消失 无影。同性恋曾被称为“不可言名的爱”，好像同性恋者自愿选择了 保持沉默。然而事实上，各种社会势力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勾结，避而 不谈同性相恋。正因为相当一大部份同性恋者并不公开承认自己的身 份，所以有些人认为，同性恋其实比平时想象得要普遍得多。 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在六十年代末的兴起（其象征标志就是1969 年的美国石墙暴动），男女同性恋者开始搜集历史性证据，以证明沉 默的背后只是一片谎言。他们将自己的亮相经历和声势浩大的社会运 动相结合，证明了集体力量的强大，并在走向公众方面取得了显着效 果。现在他们需要通过揭示自己社区的历史来更上一层楼，这番努力 的结果促成了我们现在的辩论。有些研究者挖掘出各个社会和各个历 史阶段中有关同性恋传统受到埋没的记载，而其他人则怀疑这些有关 同性间性行为的证据不过是受到了身为同性恋的研究者的扭曲反映而 已。 尽管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罗马帝国时代就存在着同性间性关系， 但如果说那时候不存在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者，这似乎与否 定和隐秘的老传统有着危险的接近。有些理论家宣称，应该挖掘一下 有关“异性恋”的历史证据，但这样做的意义似乎不大，因为全球各 地的神话、传说和历史充满了异性相吸的例子：特洛伊的海伦和帕里 斯、亨利八世和他的成群妻妾、约翰·史密斯上尉和印第安公主波克 洪达丝，等等。这些人的自我感受和纽约前市长艾德·考奇在竞选中 当众宣称“我是异性恋”时的感受有何共同之处，难以引人入胜。 至于多数美国人所知晓的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其中很多信息就 来自受到异性恋者主宰的媒体，而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在研究鲜为人 知的文化时，通常不由自主地融入了自己的偏向。不管你如何分割这 些信息，异性相吸似乎是一种占据垄断地位的模式。 如果同性恋者害怕历史考证将证实性倾向是一种选择，或者这种 考证会对“同性恋者”存在的普遍性构成挑战，那么当代政治就足以 让他们忧心忡忡。在美国政治的许多领域，右翼政客已经发现，只要 一提起同性恋威胁家庭或者同性恋者寻求额外的权益，就能够煽动选 民的情绪（而且往往能够筹集到大量资金）。为了引起选民们对于贫 穷的黑人妇女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惊恐，有些政客就拿“社会福利皇后” 或者“非法移民”等字眼来惑众。在当今时代，只要一提艾滋病，选 民们就会心照不宣地联想起纵欲，从而将同性恋者视为疾病的传播者。 政客们妖言惑众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政治目的，所以一些同性恋 者争辩说，它们需要有一种有关性身份及其形成的简明解释。有些人 士确实认为，一种对于同性恋成因的确定解释将成为抗击恐同主义的 有力武器。比如说，海德利克－马丁研究所在咨询同性恋青少年方面 成就显著，但有人诬蔑他们的工作为“教唆孩童成为同性恋者”。为 了反驳这类论调，他们不得不援引一些对己的研究证据，比如“性倾 向在出生前或者孩童的早期就已经受到了确立，性倾向是不可能被改 变的”。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关性倾向的生物性成因解 释。 同样，同性恋政治组织“人权运动”成员格雷格里·金也对1993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示欢迎，该研究宣称发现了男同性恋倾向和 基因之间的关系。金说：“我们认为该项研究非常重要，它从根本上 增进了我们对于性倾向起源的了解，同时我们相信它将增强人们对于 同性恋者权利的支持。”《纽约时报》记者在援引金的评语时，也提 到了“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如果同性恋在某种程度上被确立为某种 先天性特质，法庭就可能禁止歧视同性恋者。同性恋记者兰迪·希尔 茨的《乐队仍在演奏》一书在艾滋病爆发时受到广泛阅读，他于1992 年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性倾向的先天性证据可以“使人们 将同性恋视为和左撇子一样的自然现象，而事实上同性恋确实如此”。 对以上看法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假如某种特质具有生物性根因， 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自动会被视为正常。事实上，对某些不良特质和行 为的研究最终都被归结到了基因上，比如犯罪、剧烈消沉、酗酒、肥 胖和智力低下，以及一系列疾病等，最近都已经被发现是受到基因影 响的结果。如果同性恋被证明是一种先天性遗传，那么恐同主义者就 会忙碌地开展基因工程来“解决”这个“问题”。与其争辩性倾向的 成因，我们不如争取使同性欲望被视为一种有效且有价值的人类表达， 无论人们对此的解释如何。 当然，我对这场争论中各方立场的阐述，是对生物先天性和社会 环境成因之间的对立的某种简述，而且我有必要说明一下，人们在这 个议题上并不整齐地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然而，简单的图式性讲解 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学术界内部被称之为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 之间的争论。 在同性恋研究中，本质主义认为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地域里， 都存在着具有一定相同特徵的同性恋者。不管是约翰·波斯威尔所发 掘的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同性婚礼（见注２），还是阅读有关印度海吉 拉的资料（海吉拉指那些生来为男身，但与女性发生性关系时会出现 阳痿，并通过穿女装或者接受变性手术而获得精神力量的人），本质 主义者认为，现今欧美文化中的“同性恋身份”和这些现象是一脉相 承的。 我们必须说明的是，本质主义立场并不要求就有关同性恋“本质” 的普遍性提出生物学方面的解释。本质主义者可以宣称同性恋来自某 种普遍性的心理机制（比如象弗洛依德理论所说的男孩试图摆脱恋母 情结），而这种机制对于早期基督教的同性婚姻、印度的海吉拉和现 今的美国同性恋运动活动家来说都是名殊实一。他们只是复活了柏拉 图在《会饮篇》中所提的传说：每个人只是两合体中的一半，我们在 生命中一直寻找着原先与自己配对的另一半。 对于所谓的同性恋本质，本质主义者并不需要阐明任何成因或起 源。本质主义的历史观通常不在生物或其它成因上采取任何立场。不 管成因如何，它只是假设在任何时期或社会里的同性恋现象都普遍存 在，所不同得只是表象，而这些不同是由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所造成的。尽管如此，现今最有影响力的本质主义者往往试图寻找同 性恋的生物性成因。 本质主义观点遭到了那些被称之为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挑战。同本 质主义者一样，建构主义者在这个议题上也是莫衷一是，其共同点在 于认为性爱应该被视为一种流畅而变化着的现象，受制于一定的社会 条件，而这些条件包括对性爱和性经历（包括性行为）的定义。对这 些人士来说，适用于各个时期的有关同性恋的统一特点并不存在。虽 然人们已经观察到各种社会环境下的同性相吸，但社会建构主义者要 求人们对这些社会条件做出仔细考察后，再决定这些同性相吸是否就 是同性恋。现在一些提倡同性婚姻合法化和敦促教会承认同性婚姻的 研究者认为，中世纪以前就曾经出现过和当时的异性恋婚礼相似的同 性婚礼，但我们必须对当时的婚姻和单纯的性关系（包括异性间和同 性间）有了清楚的了解后，才能确定这两种婚礼之间的相似之处。 诚如人类学家卡罗尔·凡斯所言，社会建构主义的最有用之处在 于挑战长期以来有关自然性和普遍性的假设。社会建构主义者乐于探 问新颖甚至大胆的问题，认为性爱本身就很值得推敲。他们指出，我 们一直将性爱视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经历，但对此的理解却来源于自身 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和其它时期或者其它社会里的人的感受也许大不 相同。 有人认为，直至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还没有出现用以确定个人 身份的性倾向。当然，那时候的人也通过生殖器接触来达到快感，但 他们并不因此认为自己具有何种身份，是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的 革命才促成了我们当前所谈的性身份，而有关性爱的科学与哲学进步 是这一切发生的催化剂，其中以弗洛依德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诚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德加德所言：“这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就象 ‘经济’或‘国家’等独立的现实概念），几乎与私生活相一致。” 让我引用一名在异性恋性生活方面相当活跃的大学一年级新生的 观点来说明以上问题。在一篇个人纪实文章中，她谈论了人们在性伦 理方面所持的双重标准。她在这方面的态度与行为简直和男人一模一 样，但别人却叫她“婊子”。她这样抒发自己对性身份的看法：“我 不将自己视为同性恋者、异性恋者或双性恋者──我只是喜欢性爱。” 这番话表明，性表达除了提供快感和情感满足之外，还使别人对她另 眼相看。爱好性生活令她感到骄傲，尽管她为此遭受了痛苦。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在二十世纪之前，一位年轻妇女将性爱视为 自我身份的中心要素，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会闹出丑闻，因为当 时根本没有这些概念，可见问题在于：某种身体接触如何成了决定身 份的要素？是什么促成了这一切？是什么使之得以维持？它又是如何 变化的？ 这些问题与本质主义者和生物研究者所探讨的方向大相径庭。本 质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任何情形下的人如何获得性欲和相关的身份， 而社会建构主义者更关注文化环境如何为人提供各种可能，但这并不 意味着建构主义可以忽视不同的人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不同参与。即 使我们采纳社会建构主义观点，即认为性身份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而不是由出生前的生物机制来决定，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探索性身份如 何因人而异地受到了构造。 也许有人会质问这场辩论的必要性。在一个处处有着同性恋者的 社会里，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似乎只是局限于学术界内部的争论。 许多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往往并不相互沟通，而各学科研究人类行为的 方法似乎在探讨心理状态和身体感受方面总是格格不入。一位神经学 家试图从脑细胞里探索男男相恋的成因时，一位人类学家也许正在某 个偏僻部落里研究口交的重要性（在这些部落里，青少年男子必须为 年轻男子进行口交，据说能够借此获得男子气概）。也许两位学者试 图说明同一个问题，但每人都倾向于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具有借鉴 意义，认为性倾向更多地取决于生物或者文化因素，这种偏向并不难 以令人理解。 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即使学者们运用相似的方法来研究相 似的现象，也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比如持本质主义观点的历史 学家约翰·波斯威尔（他自称为现实主义者）和持社会建构主义的历 史学家大卫·霍尔佩林对古希腊的性爱有着不同的理解。霍尔佩林从 史料中看出，对某一性别的欲望可以很容易地转换成对另一性别的欲 望，他将当时人们对男人、女人或者两性的欲望比作我们现在对各种 食物的偏好。波斯威尔也同意，情爱对象的性别在当时并不十分重要， 但他仍然将人们的某些偏好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性倾向。 这场争论要求人们面对各种针锋相对的问题，而查看历史证据并 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在有关性倾向的问题上，在理解人类性行为方 面，甚至在探讨知识的构成方面，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所持的立 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搜集信息，而在于 阐明和理解各种立场的出发点是什么。 第２章 身体、性身份及其含义的跨文化比较 诚如前一章所言，今天我们对于历史上的同性相恋的了解来自同 性恋学者的研究，这些学者在激进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的鼓励下，着手 填补由异性恋霸权造成的历史空白。这种努力类似于女性主义者试图 恢复“沉默的妇女”的声音，而且两者的研究时常出现重合，但同性 恋学者的任务似乎更为艰巨。具有强烈男权思想倾向的历史学家往往 认为，任何社会事件的发生都是男人推动的结果，但他们从来不会否 认妇女的存在。然而，一般的历史学家却不那么容易承认同性恋者也 亘古就有，他们或者认为这个人群至少在数量上相当不起眼。 这些历史学家们和传记作家合作时，往往避而不谈一些著名人物 的同性恋倾向，如米开朗基罗和柴可夫斯基等；和人类学家合作时， 他们对同性间性行为的探讨大打折扣；和性学家合作时，他们用无人 能懂的拉丁语或者晦涩的专业语言来描述同性恋，或者索性称之为 “变态”，以免腐蚀大众的心灵。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诸如古希腊女 诗人萨福和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等人，就因为大胆表白了对同性 的激情而成为同性恋运动的偶像。 男女同性恋学者试图在历史长河中找出更多受到埋没的萨福和惠 特曼。美国在这方面发表的重要著作包括约翰逊·内德·卡茨的《同 性恋美国史》，该书提供了自清教徒时代以来美国同性恋活动的证据， 此外还有约翰·波斯威尔的《基督教、社会宽容和同性恋：基督时代 起到十四世纪的西欧同性恋者》，丽莲·费德曼的《超越男性之爱》 则记录了女性间浪漫感情的历史。这些学术著作对于受到异性恋主宰 的媒体构成了挑战，以至于当连环漫画Doonesbury提到波斯威尔1994 年发表的一本有关中世纪基督教同性婚姻的著作时，很多报纸拒绝刊 登这幅漫画。恐同主义仍然竭力让人们觉得，同性恋是昨天才出现的。 虽然研究者们已经证明，恐同主义者在这方面的观点错误百出， 但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也意识到原先的假设似乎存在着一些问题。就 象本套丛书的编辑马丁·都伯曼所言：“以前根本不存在‘同性恋’ 的概念，因此将这种身份强加在历史人物身上，似乎很成问题。”他 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今天，在很多远离西方社会的某些世界角落， 用性倾向来给人确定身份仍然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历史之谜对于那些试图了解性倾向的人而言，至关重要。即 使我们承认，多数文化并不具有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或异性恋的 分类，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些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的表面，看到它与我 们所谈的同性恋有一点点相近之处，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宣称，同性恋 是一种普遍（甚至带有生物性）的特徵。如果在某些文化中，人们受 哪个性别的吸引根本无关紧要，那么我们也许应该说，我们现在所谈 的性身份是源于文化而非生物或其它带有普遍性的原因。 查看其它文化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欧美社会有关性身份的设想在其 它社会中所遭遇的陌生情形。这种陌生并非事出必然，而是文化影响 的结果。旁观者清是因为当局者更容易将自己的习惯和规矩视为自然 和永恒。 去掉套在我们脑中的习惯性思维，我们在家门边就能够观察到这 种现象。我将从北美洲的几个社会谈起，探讨它们如何看待性爱。这 番探讨将展示出，我们所称的“美国社会”其实有着纷繁的组成部份， 而它们对于性爱所持的观念之不同，就象在其它议题上持有分歧一样。 在美国处于主宰地位的性爱模式中，有两个主要的身份种类：同 性恋和异性恋。两者之间绝然对立，没有相互重合之处。作为第三种 选择的双性恋往往无人问津，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都将双性恋者视为 “尚未搞清楚自己性倾向的人”，认为他们或者不敢承认自己是同性 恋，或者只是一些对同性恋感到好奇的异性恋者。区分这三类人的关 键在于性对象的性别，除此之外的性幻想或者性行为并不在我们的讨 论之内。 以上模式和美国女性间的同性关系的历史有所出入。历史学家们 已经考证出，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女性基本上生活在由直系和旁系家 庭的女性成员组成的“女性世界”，成员间可以建立相当紧密的联系， 并有可能发展出带有浪漫色彩的情感纽带，当事人也会写下在我们今 天看来充满性爱激情的字句。但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当时的旁观者，都 不会认为她们之间的这种浪漫友谊包含性接触的成份。在多数情况下， 我们难以肯定，她们之间究竟有多少涉及到阴部接触或者达到性高潮 的性爱成份。 二十世纪初，女性间的这种“特殊友谊”受到了检视，这种猜疑 的浮现是现代生活各阶段的性爱受到一致重视的表现之一。当时已经 有人提倡将性交与生育相分离，女人爱女人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它 赋予当事人某种身份，并使她获得满足，于是“女同性恋”就开始走 出阴影。女同性恋小说家雷德克利芙·霍尔创作了深具影响力的《寂 寞之井》，她从性学家蔼理士的著作中获取素材，而蔼理士则将女同 性恋者视为属于“第三性”的“倒错者”。一个与其他女性建立亲密 关系的女人极有可能在她自己和其他人眼里被视为另一种人。虽然其 他女性间也同样可以建立起亲密关系，但她们仍然可以履行相夫教子 的传统职责，而这“另一种人”则被视为离经叛道，说得好听点是 “怪异”，说得难听些就是“变态”。 虽然世代之间总能够呈现出明显的连续，但对于浪漫友谊的定义 确实在不同年代的人中经历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费城的贤妻良 母萨拉·巴特勒·维斯特和小说家维拉·卡瑟的身上就可以看出。维 斯特用男性笔名和朋友珍尼·费尔德·马斯格罗芙通着两地书，她曾 经写道：“在这个星期内，我将完全一个人过，我不知用何种文字才 能让你明白，我多么希望你陪伴我身边。”28年后，卡瑟在给她朋友 路易丝·庞德的信中，除了表达浪漫的情感之外，还担心她们之间的 这种女性友谊“有违自然”。 卡瑟的传记作者莎朗·奥布拉恩注意到，“有违自然”在1892年 已经成为对变态或者同性恋的指代。卡瑟担心她的情感得不到主流社 会的赞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的观点也许仍然停留在1892 年。即使我们摈弃了同性恋病态说，我们仍然猜疑那些女性友谊是否 涉及到阴部接触，而这其实就是现代人性爱观念的反映，因为我们已 经将阴部接触视为考量性身份的必要因素。 当代的趋势是走向对性交的强调，但即使在这种趋势内部也存在 着显著的差异。石墙暴动之后的几十年内，各种女同性恋亚文化围绕 着性行为和性欲望萌生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表现。七十年代的女同性恋 女权主义者只是植根于白人或者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经常摈弃前一代 女同性恋者有关“雄性－柔性”（butch-femme）的角色分配，选择 了一种“女性认同”来驱除女同性恋关系中的所有男性影响，并创造 出新的性爱世界。许多持这种看法的女权主义者将女同性恋视为抵抗 夫权的一种必然反应，去首肯与拥抱在男性文化中倍受否认的女性间 亲密关系。女同性恋需要克服“两人的性别角色分离，让其中一人担 任征服者”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正是男性社会所强加的。当然，这样 做并不意味着女同性恋不涉及性欲，而是她们将性欲视为接受“姐妹 情谊”后的发展。 女同性恋歌手阿利克丝·多布金在专辑《紫红色的珍尼喜欢女人》 中唱道：“每个女人都可能成为同性恋者。”这个理论在诗人阿德里 安·里奇的《强迫式的异性恋以及女同性恋的存在》一文中得到了详 细阐述，该文吸引女性主义者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女同性恋连续带” 的概念，这个连续带将包括“所有女人，不管她们是吸吮母乳的婴儿， 还是在亲吻自己的子女时因回忆起幼年吃奶经历而体验到性高潮的成 熟女性，或者就象弗吉尼亚·吴尔芙笔下在同一实验室内的克罗艾和 奥利维亚，或是九十岁辞世时由其他女性料理后事的女人”。 在八十年代初期，女性主义者就性幻想、色情和虐恋等一系列议 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当时一些身为女性主义者的女同性恋者出于政治 原因，强调女同性恋关系与性交无关，但在这场被称为“性之战”的 辩论中，许多女同性恋者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她们要求进一步探 讨所谓理想的女同性恋行为背后所隐含的阶级和种族前提。她们将工 人阶级中的雄性－柔性传统视为正面例子，要求强调女同性恋者的性 欲，并将之作为女同性恋身份的主要特徵，也就是说，显著强调性欲， 不在彼此间推崇清一色的气质。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新的 标准性爱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使女同性恋者更加自由地表达性欲，展 示自己雄性或柔性的一面，也许还可以去尝试一下虐恋或其它另类性 行为。如果老一代的女同性恋者得知这一切的话，很可能会对这些行 为严加谴责。 这些变化的观点如何影响女性在性爱方面的经历？这方面似乎没 有定论，但这些变化确实说明了女同性恋并非只有一种行为方式，我 们对于性身份背后的意义的理解可以在短期内产生剧烈的变化。为了 正确理解这些变化，我们需要对行为和相关的言语表达之间做一番仔 细审视，不管这些言语表达究竟是私人间的还是公开的。 听学生们谈论对性爱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历史上有关同性恋的文 化事实的反应，有助于我了解不同年代的人在性爱方面的不同观点。 有一回我在讲授有关二战后同性恋小说的课程时，一位女同性恋学生 抱怨道：“我们能否从一些基调比较积极的小说谈起呢？”我试图向 她说明，在五十年代出现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基调“积极”的同 性恋小说，在当时犹如痴人说梦，因为那时候人们最多只是心怀愧疚 地接受自己的性倾向，根本无从将这份内心秘密公布于世。 我不知道是否说服了她，但我一直不敢肯定，在同性恋日益走向 公开的今天，在艾滋病的蔓延造成了某种负面效应的今天，性和性爱 对现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施加着何种影响。学生、作家兼艾滋病活动 家巴瑞·帕多克是《家内天福》的作者，此书中《性之故事》一节对 于同性恋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做了一番精彩描述： 路易斯从来不读厚书，他只看青春派肥皂剧，设计俱乐 部广告和衣服，订阅时装杂志。他没有对父母亮相，从父母 那里拿到的钱比我挣的还多，我在社区方面的活动令他感到 惊恐。有时候，我觉得他才是我希望得到的一切。 躺在床上，我说：“我感到自己正在堕落……和你一起 堕落成某种东西，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说。 ．．．．．． 有一夜，他将手指戳入我的肛门，我感到里面产生了一 阵不舒服的燃烧，但过了一会，我整个身子开始觉得象被叮 蛰一般，每个细胞都剧烈地兴奋起来。我获得了一种新奇的 感觉，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般快活过。我以前只有过一次类 似的经历，那是我十岁时的圣诞节除夕，当时我疯狂地祈祷， 然后身子感到一阵强烈的震触，仿佛上帝伸入了我的下身， 令我倍感兴奋。 我们两人都接受了体检，两人都呈阴性。 ．．．．．． 有一个周末，我快乐极了。我去布鲁克林参加了一个聚 会，不费吹灰之力地与一些人打情骂俏。后来和一些朋友坐 出租车来到曼哈顿时，一个叫瓦尔特的人邀请我上了楼。我 俩开始接吻，他的胳膊很性感。他说：“这样我们会容易些。” 他把床拉了出来，我们互相做了简单的口交，在手淫中达到 了高潮，然后一起冲了澡。当他给我做口交时，我低头看着 他，突然想到：这简直就是一部毛片。我试图入睡，但脑子 过于兴奋。我从床上跳起来，跟他道别后，飞身转回了家， 开始彻夜写作。 自从与路易斯分手后，我还没有动过笔。 ．．．．．． 我又碰到了路易斯。“上星期是世界艾滋病日，你知道 吗？”“知道，我从新闻里得知了。”“你看到‘行动起来’ 那些人打断总统的讲话了吗？”是的，他也看到了。（见注３） ．．．．．． 在情人节，汤姆、丹尼斯、杰森和我一起给教育委员会 的艾滋咨询理事会送去了讽刺性的情人节卡片，因为他们试 图颁布带有恐同色彩的唯禁欲艾滋病课程。我们冲进了理事 会的会议室，杰森开始念卡片背面的语句，我则给参加会议 的人分发卡片。在理事会里，居然没有一位同性恋者。我将 正面印有两名女性接吻的卡片塞到了福克纳道长的手里，他 气愤地将它撕碎后塞入了我的口袋，我就将碎片扔到桌上。 ．．．．．． 有一天晚上，我拨响了色情电话的号码，希望这样或许 能够认识谁。 电话里传来了以下录音：“好家伙，如果你三十多岁， 喜欢接受剧烈而长久的口交，我将用自己深长的喉咙，让你 那岩石般坚挺的阴茎达到爆炸般的兴奋。”听上去更象一个 卖二手车的商人。 我意识到，这种方法是无法让我找到情侣的……我决定 不再打那个电话，因为到头来我只会在上面花费好几百块的 电话费。 读着以上这些文字，我不知道性爱的肉体经历究竟如何受到现代 科学的影响，更不用说社会运动所起的作用了。（请注意巴瑞将自己 与瓦尔特的性交比作“毛片”，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人们在取得实 际性交经验之前，就已经看过色情影片或录像）。另一位双性恋的学 生则以坦白的文字显露出对世态的平和之心，他惋惜地认为，色情图 象的涌现使性爱不再象以前那样带有特殊意义。而我认为，关键不在 于将历史抹上浪漫的情调，而是努力了解不断变化着的性文化。 在同一代人中，民族、种族和阶级地位都会对性爱产生重大影响。 美籍墨西哥裔女同性恋作家谢瑞·莫拉加在八十年代初期有关女性主 义性爱的辩论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她认为，她现在的性爱 情感就是来自孩童时期以来耳濡目染的墨西哥传统中有关男女性别角 色的训导，而不是女性主义反男权的理论。异性恋性别模式对她的影 响并不亚于白人女同性恋者的影响，每个人的性爱感觉都有不同的来 源。她认为，一些白人女同性恋者自以为拥有一种崭新的完全不同于 异性恋家庭的性爱生活模式，但这至多只是一种幻觉，而要求有色人 种的女性完全摈弃过去，这无疑意味着“可能失去身份中的一些基本 要素”。 工人阶级出身的南方作家桃洛西·阿里森对此深有同感，她同样 将异性恋家庭模式当作女同性恋身份模式的事先经验。在诗作《恨我 的女人》中，她这样写道： 我们靠着这堵墙做爱 牙齿、舌头和手缠成一块 你压着我的腰部，使劲摇晃着 我帖在墙上的腰部。 我身子向后猛撞，象一辆加速的火车。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姐妹们急促的呼吸声 她们的手指在我身上滑动，伸展得如挣大的眼睛。 “听着。”“你听我说。” 我发誓，我能够像我的母亲一样。 我发誓，你当然可以象男人一样操我。 只要你再用一点力，我就能冲破这堵墙， 我的手指会在上面抠出一个洞， 这堵墙就会倒塌。 我们会握住姐妹们紧攥的手指， 我的双眼会如离地的鸟儿一般疾飞， 那座带着格栅的神秘而古老的引擎， 会在颤抖中捣动起来，送我们一同上天。 针对莫拉加有关孩童时期的经历所施加的影响，美籍墨西哥裔社 会学家托马斯·阿尔马哥指出，不同文化的交叉影响往往意味着在性 爱观念方面的冲突和分裂，比如说墨西哥裔的男子如果受到其他男子 的吸引，通常就会被视为同性恋者，但在欧美文化中，性倾向更多地 取决于性对象（sexual object），而非性目的（sexual aim）。在拉 美文化中，性身份由性目的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性对象。 拉美文化将从事同性性行为的双方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主动方 指施加插入的进攻性一方，而被动方指被插入的那一方，后者往往意 味着女性化和人格的贬低。因此，当北美文化将任何从事同性性行为 或者仅仅对这种行为表示出兴趣的人统称为同性恋者时，拉美文化仍 然将主动方视为“正常人”，只有被插入的被动方才可能承受较大的 歧视。 对于那些习惯于以性对象的性别来确定性身份的人来说，以上这 种文化体系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他们通常会说：“简直是虚伪透顶， 这帮人到处找其他男人发泄，却从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阿尔马哥 指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在拉美文化中根本无关紧要，就象十九 世纪那些相从甚密的女性从来不自称为女同性恋者一样。这里并不涉 及到一个好或坏、真实或虚假的问题，因为北美文化和拉美文化都是 通过性别来确定性身份，两者都通过贬低某一方来突出另一方的优越， 两者都具有排外性，都带有偏见，其根本不同在于：究竟是性对象还 是性目的才是确定性身份的标准？ 性目的的重要性并不只是拉美文化的特色。马龙·里格斯在录像 片《解脱的舌》中，列举了美国黑人社区内的一些类似现象。一位黑 人男子回忆小时候与邻居男孩进行性交游戏的情景，他与其他人的不 同之处在于，他总是心甘情愿地被插入，而其他男孩只是勉强接受插 入，目的在于能够在下一轮游戏中担任插入的主动方。对现代欧美文 化中有关同性恋身份的观点提出挑战的学者们也仔细研究了广受记载 的以下史实：古希腊和古罗马。 许多历史学家同意，对于古人来说，性爱经历并非只涉及到个人， 也不是私生活的中心，它与权力和社会地位直接相关。公众对于某种 行为的看法成为判断一个人的标准，而这些判断具有一定的规则，比 如说婚姻不一定需要与性爱满足挂钩。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子（即 公民）几乎可以得到社会上的任何其他成员，其中包括男奴、年轻的 男性自由人、外国人以及所有阶层的女性，等等。然而，至于性行为 是否妥当，当时仍然有着限制。根据波斯威尔的考证，社会地位比较 优越的男子可以插入地位在他之下的男子，但如果他让后者对自己进 行插入，那么就会引惹出丑闻，而在古罗马，它甚至可能导致当事人 失去某些公民权利。罗马时代的剧作家塞内加曾说：“甘愿奉献自己， 对于天生的自由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对于奴隶来说，是一种必须； 对于获得自由的人来说，是一种责任。” 尽管诗人萨福被称为早期的女同性恋者，但古代社会的女性在性 活动方面究竟有多少机会，现在所能找到的记录非常稀少。从行为规 范方面来看，她们应该在公共场合保持沉默，在私生活中绝对服从夫 权规则，因此我们现在没有资料显示妇女如何看待自己的情爱满足。 波斯威尔注意到，在古罗马“只有交际花才能感觉到性爱满足，而她 们既可以与男人发生关系，也可以与女人发生关系”。 在古希腊，公民（即不是奴隶的男子）所具有的情爱理想包括与 尚未没有取得公民资格的年轻男子发生性关系，而这种性关系可以与 年长男子的异性婚姻共存。年轻男子成长后也会结婚，也会就轮到他 来收留其他男子作为情人。年长者通常被视为导师和指路人，帮助年 轻者获得男子气质。至于年龄差异究竟是一种惯例或只是比较常见而 已，学者们对此还有分歧。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性文化是否是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普遍性在某种 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反映？以性对象来确定两个各不相干的性倾向的做 法只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产物？本质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此莫衷 一是。学者莫里斯·高德利埃认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根据社会权力来 规范性行为，地位高的男子可以将妇女和地位低下的男子当作情爱对 象，这本身就充份说明了“并不是性爱困扰着社会，而是社会困扰着 性爱”。 在某些美拉尼西亚文化中，年长男子和年轻男子之间的性活动不 仅受到肯定，而且被视为获得男性气概的必经途径。比如说，被人类 学家吉尔伯特·赫尔德称为“桑比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某部落中， 人们认为精液里包含了男性气概，于是男孩必须对年轻男子进行口交， 吞食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生命液体。因此，几乎所有的男子在结婚 之前都有过同性恋经历，既当过“接受者”，又当过“施与者”。赫 尔德注意到，有些婚后男子也仍然维持着同性性关系，而绝大多数人 则表示更愿意与异性进行性交。人类学家也怀疑，这种社会里也有办 法传递女性气质，比如尝食月经期或者生育时流出的血。 人类学家将桑比亚部落的这些行为称为“制度化同性恋”，因为 同性性行为已经成为文化中受到承认、赞许和强烈推崇的行为方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西方社会里的情形，同性恋只是受到了主 流社会的勉强容忍。我们知道的所有社会都将异性恋关系制度化，虽 然其形式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对桑比亚人来说，与女性维持过于亲密 或者长久的关系将威胁到男性气概，因此异性恋关系受到各种限制。 北美大陆也盛传着各种形式的制度化同性恋，最显著的就是“伯 达奇”（Berdache）传统，但它与美拉尼西亚将同性相交视为增强男 性气概的传统显然不同。在许多印地安人部落，男人可以重新被定义 为中间性别；在其它地区，女人也可以受到类似的重新定义。伯达奇 传统从美国的东南部、中部和西南部一直向南延伸至拉丁美洲。 一般说来，一位计划在成年后成为伯达奇的男子在成长早期就已 经显露出女性化的举止和兴趣。事实上，伯达奇的文化定义只是取决 于当事人对于异性成员的职业劳动的兴趣（如织布和缝纫等），而非 性行为方式，因为有些伯达奇男子显然和女性结了婚。人类学家哈里 埃特·瓦特亥德认为，伯达奇的同性性行为是其采纳女性职业后的衍 生，并不是同性性行为发生在先，就象古希腊人的同性恋行为明显地 取决于社会地位的差别。 有时候，一个男孩成为伯达奇前通常感到某种预示，注定他们可 以从事跨性别的职业劳作。成年的伯达奇男子通常被认为具备混合身 份，有时被视为“既男又女”或“非男非女”。在某些地区，他们从 事那些既不适合男性也不适合女性的职业，其社会地位也因部落的不 同而呈现出差异，但总的说来，对于这些在性别角色方面不符合男女 两性的分类或者在性行为方面呈现出相应不同的人，社会能够对他们 的贡献加以承认。然而，许多早期来到北美大陆的欧洲人对这种灵活 态度深感震惊，他们鄙视地称之为“娘娘腔”、“下流”或“鸡奸者” 的“恶毒行为”，就连“伯达奇”这个词也并非源于印地安语，而是 来自法语的“男妓”。 学者们也注意到，一些印第安妇女承担了传统的男性角色，诚如 哈里埃特·瓦特亥德所得到的观察：“在适当的情况下或受到一定的 鼓励后，有些女性从小就开始不停地磨炼男性技艺……如果她们在战 场上表现甚佳，就会象男子一样受到社区的礼遇。”美国印第安女同 性恋诗人兼人类学家保拉·戈恩·艾伦在诗歌《敬爱的女人》中，动 情地描写了一位女战士的形像，虽然她难以用现代人的观念来确定她 的性身份： 那些人在平原上作战狩猎 在坡上吟唱念咒 在山上占卜治病 潜入深海畅游 我们不知道她们是否是同性恋 不知道她们中是否有同性恋 她们在风拂的月光下畅饮着鲜血 与有着闪亮头发的密友相拥入眠 带着微笑，在伴侣的怀抱中蜷曲 跟随伴侣进入密林中 又开始做起另一番梦 欧洲人一登上北美大陆，就开始了疯狂的疆域扩张，印第安人因 此受到凶猛攻击，他们不仅面临着生命危险，而且文化也受到了威胁。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白人种族主义认为印第安人应该在进化的过程中 遭到淘汰，于是对他们展开了更为变本加厉的种族灭绝，对女性职业 劳作的尊重以及经营这种劳动的伯达奇人，也被迫受到修正或消除。 然而，印第安人并没有就此消失。今天，他们不仅为生存而斗争， 而且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一旦失去了这种传统，生存也就 失去了意义或者难以成为可能。威尔·罗斯科对十九世纪时来自祖尼 部落的伯达奇人维华做过研究，他向人们介绍了伯达奇如何演化成现 代的同性恋角色。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那些原本可能成为伯达奇的 男孩不再穿女人的衣服，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到新墨西哥州的盖洛普， 从事女性职业，在外表和行动上都与同性恋者无异。罗斯科于1988年 夏天在《亮相／视野》杂志上这样写道： 在过去的四年内，我与同性恋印第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 发现他们中的有些人知道伯达奇是一种存在至今的活传统， 另一些人则像我一样，通过研究得知。但从伯达奇过渡到目 前的同性恋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延续。 从传统的伯达奇过渡到现代的印第安同性恋者，这番经历与石墙 时代之前由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地下同性恋文化有很多雷同，因为两者 在抵抗外界的摧毁方面，有着相通之处。白人同性恋者是否也会意识 到这种相通呢？关键在于所有在性行为方面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必须 了解彼此不同文化中的性观念，而不是用一种主导模式（如现今欧美 社会将性对象作为标准）作为透视镜，来观察每个人的性生活。白人 可以在伯达奇传统中获得借鉴，但这不仅要求他们摈弃常见的种族主 义态度，而且他们应该有勇气抛弃有关性身份的预设观念，或者至少 应该承认同性恋也可以植根于土著传统。 于是，我想重申一下在本文开头就提出的观点：即便在美国国境 之内，“同性恋”经历和社区特点也远非单一。如果只是着眼于和谁 性交，那就等于将现今占主导地位的性爱观奉为至上，从而歪曲了其 他怀有同性情感的人群的自我理解，比如谁是感情上的至爱（如连续 的女同性恋模式），性行为的方式如何（如拉丁美洲性文化），或者 职业和衣着如何使人的社会性别不同于其生物性别（如印第安人中的 伯达奇传统）。如果我们想了解其他年代或者其他社会的性爱状况， 那么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更有可能导致不解。 那么，这些跨文化的比较究竟如何能够说明同性恋的成因呢？答 案并不明确。本质主义者约翰·波斯威尔会说，这些证据表明，人们 只是寻找着相同的同性恋倾向在不同文化中的表达而已。在同性恋受 到制度性赞同的社会里，“真正的”同性恋者也许是那些有机会与异 性进行性接触但仍然偏爱同性性关系的人。 然而，一些不强调以性对象为标准的文化至少可以使我们对于当 今欧美社会中盛行的性欲和行为的范围不再抱确定的看法。我们不应 该匆忙地下结论，认定对于某一性别的性吸引具有普遍性，不管这种 吸引是否取决于生物因素。 我们也可以从以下角度提出问题：如果对于同性或者异性的性吸 引确实包含在每一成长的个人中，那么是否应该有更多的文化将以此 为基础，建立起性爱观念？提出这么一个带有社会建构主义色彩的问 题，其目的并不在于否定当今欧美文化中同性恋或异性恋的身份和欲 望，也不在于倡导双性恋优于单纯的同性恋或异性恋的压制性观点。 它只在于指出其它性活动模式存在的可能性，借此表明将性视为不言 自明的生物需求的看法无从解释许多事情。 跨文化比较显示出，对同性恋的态度与文化中对于性别的理解大 有关联。（这里的性别指对生物性别的社会观念。所有文化都对男女 之别赋予极大关注，但男女性别究竟应该如何，则因势而异。）某些 文化维持僵化的男女界线，同性性行为被视为触犯了戒律，触犯者是 否仍然属于“妥当的”男人或者女人就会受到质疑。欧美文化就是如 此，例如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有关同性恋的成因解释就是“性别 失配”：男同性恋者是女人的灵魂躲在男人的身体内，女同性恋者则 刚刚与之相反。 另一方面，严格的性别界线也可以与制度化的同性性接触共存， 借此灌输和强化“妥当的”性别身份，古希腊、古罗马和桑比亚的文 化就是如此。威尔·罗斯科认为，印第安的祖尼部落认为，男性或者 女性气质可以建立在生物性别的基础上，这就使一种结合男女两种性 别因素的某种特殊性别得以产生，而这种观念或许为同性性行为清除 了障碍。 虽然多数文化似乎为性身份和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定下了一定标准， 但究竟哪些方面的性爱会受到强调，或者什么行为可以被称为性行 为？在这些问题上，标准并不统一。在拉丁美洲文化中，如果一个男 人在从事同性性行为时只担任主动方，那么他仍然是个“正常人”， 而十九世纪的女性友谊使一些已婚妇女也同时维持了同性关系，但这 种关系后来则被定为“变态”。 南美洲小国苏里南是原荷兰殖民地，它提供了另一个与盛行的性 别模式相抵触的同性性行为的例子。当地语言中的“玛地”（mati） 或“玛地斯马”（matisma）指那些与其他女性建立性关系，但同时 或后来与帮助她们生育的男子建立关系的女子。这种同性配对的双方 经常来自两代人，年长者为年轻者提供关怀、礼物和教诲，年轻者则 对年长者怀有无条件的忠诚。格罗利亚·威克尔曾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她认为玛地和西非某些地区盛行的女同性恋有关，而玛地的许多祖先 就是来自西非。比如说在达荷美，两个女人可以结婚，一方生下的孩 子为双方所共同拥有。 有关玛地的例子涉及到贯穿本章的一些问题：女性间同性关系是 否可以得到与男性间同性关系完全同等的关注？如果对待同性恋的态 度与人们对待性别的态度大有关联，那么如何解释异性恋关系中的不 对称配对？是因为男女通常不具有相互平等的权力，还是因为这两种 角色在多数社会里确实具有互补作用？ 这种权力上的不平衡使同一文化中的男性和女性在欲望的表达方 面呈现出不同，也使两者触犯戒律时受到区别对待。比如在美国，一 个“男人婆”式的女孩可能会受到容忍甚至敬慕，但一个“娘娘腔” 的男子则会遭到无情的嘲弄，这说明男性气质在传统上受到敬重，而 女性气质则习惯于受到贬低。我想说明的是，诚如不能假定适用于某 个文化的分类能够解释每个人的性爱感受，对于某个性别的同性（或 异性）经历也不可能足以解释另一个性别的同性（或异性）经历，即 使这两类人的经历貌似平行。然而，许多男学者──不管他们是本质 主义者还是建构主义者──都以为有关男性性爱的研究可以自动普及 到对其他性爱的了解中。 虽然本章的讨论着重在于同性间性行为，但我所举的例子也说明 了异性间性行为是如何受到鼓动的。近来非常热销的《性在美国：一 项终结调查》一书的合作者之一吉娜·科拉达说得好：“我们希望人 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待性。我们以前对此的看法来自弗洛依德， 将性视为无人驾驭的脱缰野马。我们想指出的是，性就象其它社会行 为一样，你采取的是那些能够获得回报的行为。” 对于同性性行为来说，本章也显示出，这是一种寻求社会回报的 行为。现代欧美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压制和不容并非普及全球。即使在 极度不容的环境下，同性恋仍然得以持续，这本身就为寻找性倾向的 生物成因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然而，以上理论有着两个重要问题。它们假设某种生物基础是当 代欧美性文化的一个方面，但这种文化对于其它社会来说，并不具有 太大的意义。他们还假设生物性别与人的举止之间有着某种直接关联， 但女性主义者对此深表质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生物性别是命运所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区别如此之根本，以至于一个人的脑部结构、 基因成份或者荷尔蒙水平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其性别（虽然不同文 化在性别特徵方面具有不同的观点），决定其是否受到某个性别而不 是另外一个性别的吸引。然而，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中究竟何物促 使性倾向将人指往某个性别？ 同性恋究竟来自生物成因还是社会建构？也许对于这个争论的理 解最终将基于我们对于性别的生物成因或者社会建构的了解。在进一 步探讨这个议题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到现代欧美社会围绕着“同性恋” 和“异性恋”的性身份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前一代学者如何试图对此 做出解释，而其中的某些解释和现今所探讨的成因有着惊人的相似。 第３章 科学与性的结合以及现代性身份的诞生 对同性恋成因进行最初探讨的同时，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性身份也 刚好出现，而且这种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身份的形成。为了更好 地理解同性恋的成因，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历史学家有关性身份形成的 理论。 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到，男性和女性的行为不一定具有镜像一般 的相似，不能总拿同一种理论框架套在两者头上。研究男女同性恋的 历史学家通常采用不完全相同的方法来探讨这个议题。研究男同性恋 的学者经常着眼于某些性行为或者以这些行为为中心的亚文化，而对 女同性恋感兴趣的学者则关注亲密和带有情爱性质的关系，而这种关 系在某些情况下带有性爱的含义。 不同的侧重点对于常规观念提出了质疑。女同性恋者的性爱活动 不如男同性恋者活跃吗？这种看法是否只是对女性性爱倍加压制的大 男子主义意识的延续而已？女性是否在性爱方面具有根本而独特的不 同？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把同一个模式套在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上， 这对于我们了解性倾向究竟有何益处？将苹果和橘子混在一起实在没 有道理，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借助流行书籍的题目来提出类似于“男人 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说法？我们并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 的回答，但仍然应该加以注意，因为它们在解释性倾向时会经常出现。 另外，这些问题也表明，如果我们要对男同性恋身份和女同性恋身份 做出统一划分，这将是何其困难。 男同性恋身份出现于何时？学者们对此的看法莫衷一是，有人认 为在十七世纪晚期出现。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这种新身份于十 九世纪中期形成，有关同性性行为的看法从那时候起，开始呈现出较 大变化。有关女同性恋身份的统一看法在稍后出现。也有证据表明， 阶级和文化在塑就男女同性恋身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舍弃不含 性爱的传统式浪漫友谊关系方面，美国妇女落在了劳工妇女后面，而 且许多上层阶级的妇女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仍然向外界展示出一些优 雅而毫无性爱的伴侣形像。在1929年股市崩溃前的爵士乐时代，纽约 的哈莱姆是黑人男女同性恋亚文化的大本营，社区为“男人婆”和 “娘娘腔男子”提供了支持。 尽管异性恋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即在社会生活中推行 和调节异性间的某种关系），异性恋作为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自我描 述的方式，显然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现象。历史学家约翰逊·内德·卡 茨将“现代美国异性恋者”的出现定于1892年至1900年之间，当时 “异性恋”一词作为“同性恋”的对立面，出现在医学界和科学界的 文献中。 这种对立在“正常”和“变态”之间划出了一道正式的新分界线， 使两种状态相互依存，互为定义，同时标明了一种受到医学准许的新 态度，即异性相吸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健康组成部份，这就逐渐 偏离了原先将生育视为性行为唯一目的的观念。就好像新出现的同性 恋身份一样，异性恋身份也被赋予了一整套与身体和体态息息相关的 意义和价值体系。 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两元对立并非科学的独创。为了对这个现 象做出全面的解释，人们必须审视一系列其它因素，其中包括城市环 境的扩展、家庭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以及同性情 侣为了满足欲望而在争取社会空间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然而，精神分 析学、精神病学和性学对于这些身份的形成确实至关重要，因为科学 工作者（在大男子主义时代，以男性为主）热衷于解释性欲在揭开人 性之谜中的重要性。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包括对不断扩充着的性行为 进行描述和分类，尝试用生物学或者心理发展来解释性倾向的成因。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试图矫正那些在他们看来并不健康的状态。 这些活动起到了某种令人侧目的双刃效果。一方面，“专家们” 相信他们仅仅在于发现“性本质”的客观真相，但我们作为后人，看 出他们在探索中经常不由自主地搀入了自身以及社会的偏见。法国思 想家米歇尔·福柯在《性史》（这也许社会建构主义学说最重要的着 作）中写道，这些科学家在为所谓的“真相”制定规则时，建立起了 某一门学问，而学问同时成为权力的工具。在另一方面，这种工具在 某些时候也可以被用来有效地抵抗偏见，同性恋性学家兼同性恋运动 先锋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所付出的努力就是如此。 这种历史性的模糊──即性成为科学的奴隶，但同时科学又可以 担任性的拯救者──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很好的解决。它部份地促成了 社会建构主义者和本质论者之间的激烈争论，诸如象福柯这样的建构 主义者经常对科学持一种调侃的态度，而主张生物学研究的本质主义 者则希望科学能够揭开同性性行为之谜，从而有助于消除偏见。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家和学者们在性学研 究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中同性恋研究的成果尤显突出。与此同时，德 国出现了全球首次公开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二十世纪初，马格努斯· 赫希费尔德医生孜孜不倦地提倡用科学来研究性，这种呼吁就是当时 运动的顶点。赫希费尔德还领导科学人道委员会为废除第175条款（即 德国刑法中的反鸡奸条款）而努力。身为同性恋的他把为同性伴侣的 呼吁和对性爱的进一步了解相结合，最后成立了“全球性改革联盟”， 但由他在柏林领导的著名的性学研究所于1933年遭到纳粹的焚毁。与 此同时，维也纳的西格蒙·弗洛依德正在创立有关性爱的无意识的精 神分析。德语国家当时走在理论革新和反压制的最前沿，但纳粹的兴 起开始了对同性恋者和其它性少数者的迫害，同性恋研究也被斥为 “犹太人科学”。 在英国，哈弗洛克·蔼理士于1897年发表了专著《性心理学》第 一卷《性倒错》，此书被定为“淫秽”而在英国遭禁，后来在美国出 版。该书对于医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象赫希费尔德一样，蔼理士 是国际联盟里的重要人物，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美国科学家走到了性学研究方面的前 沿。性学新手阿尔弗莱德·金赛披露了大众人口中同性性行为的普遍 存在，他拒绝将人们划为截然不相容合的同性恋或者异性恋，从而对 既定的性倾向观念提出了挑战。以异性恋夫妇面目出现的威廉·马斯 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在实验室里观察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之间的 “性爱实况”，对性爱展开了科学研究。 许多早期的同性恋研究都将这种性倾向归因于某种天生的生物性 本质，这种本质以“自然”性别的逆转或者倒错为主要特徵，同性恋 因此成为男女两性之间的中间性别，或者第三性。卡尔·乌尔利克斯 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先锋，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撰写了一系列有 关同性恋的文章，对后来这方面的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称受 到同性吸引的人为“Uranian”或者“Urning”，用“Dionian”来指 受到异性吸引的人。 有一类人叫Urning，他们具有女人的性欲和男人的身胚。这种 男人在同性情爱中获得和谐……这种和谐指性爱、身体和心理 方面的遗传特徵，但这并不是什么遗传疾病，也不是类似于纵 火癖、偷盗癖和酗酒等的遗传特质，就象与Dionian只受到女性 吸引一样。 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于1886年发表的《性心理变态：医 学法医研究，附：对抵触特性的本能的专门指南》是新兴的性学发展 的里程碑。克拉夫特－埃宾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精神病学教授时，开始 从医学的角度研究性犯罪者。他的研究激起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兴趣， 该书在再版时得到扩充。他以身体、性爱和社会特徵作为分辨标准， 提出了很多种变态，并对它们进行了繁复的分类，其中包括四类女同 性恋。 退化（degenerate）的主题是十九世纪后期“非正常”性本能研 究的主题，同性恋被视为走向疯癫。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 乌尔利克斯将同性恋视为天生而非病态的观点在当时实属惊人地进步， 他对于同性之爱的肯定也相当难得，尽管这种理论基于僵化的男女性 别特徵，将同性恋归于性别的倒错。赫希费尔德也将同性恋归类于中 间性别，以此来倡导宽容。 十九世纪性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徵是将外表特徵和心理特徵强行揉 合在一起，性学家也试图将身体特徵和同性恋行为联系起来。男人的 同性欲望往往被归因于体态方面的“女性化”特徵──这里我们又碰 到了中间性别的概念，即把乌尔利克斯有关性欲的理论移植到当事人 的身体特徵上。男女性别差异被视为高级发展的表现，是退化的对立 面，而同性恋者比起异性恋者来说，更象异性恋者的性爱对象，因此 被视为一种较低层次的发展。 十九世纪性学家的大量研究使性爱象其它“自然”现象一样，受 到的严格的科学审视，在此影响下，弗洛依德在巩固现代性学观念方 面更进一步，他不仅将性作为人类心理内隐藏着的真相，而且视之为 文明的根本。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的书籍和文章在北美受到大 量译介，并迅速获得了广泛阅读，他提出的有关孩童期的性心理学说 和家庭内的性爱纽带至少在表面上受到了积极赞同。 虽然弗洛依德的一些追随者是明目张胆的恐同主义者，但弗洛依 德本人则对性倾向形成的心理根基做出了一系列复杂的解释，而这些 解释与基于生物性倒错的理论有着显著区别，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种理论牵涉到心理动力（以过程为主导），试图对心理状态的形成 做出某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将之归因于某种未知的生物特性。（然 而，“动力”背后的某种模糊的生物假设却引起了不少争论。）这种 理论同时认为，异性恋的形成和同性恋的形成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原 因，而不仅仅是生物繁殖所需的某种自然性结果。它将双性恋置于解 释机制的中央，从而暗示处于无意识阶段的人都是双性恋。 弗洛依德于1915年重新发表了于十年前完成的《有关性爱的三篇 文章》，并在其中加入了以下段落： 精神分析研究竭力反对将同性恋者视为一个特殊的族群，将 他们和人类的其他群体分离开。通过对于那些尚未得到强烈 显示的性兴奋的研究，我们发现人人都能够选择同性作为性 对象，而事实上，人们在无意识中就是如此……精神分析认 为，性对象并不取决于当事人本人的性别，他既可以选择男 性，也可以选择女性，这已经在孩童、原始社会和早期人类 历史中得到了证实。性对象相对于当事人的性别来说，处于 相对独立，但这种独立性在某种单向发展的限制下，造成了 正常或者倒错的类型。因此，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男人 对女人的绝对兴趣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将 之归为某种化学本质所造成的性吸引的自我彰显而已。 弗洛依德的理论对异性恋者构成了有趣的挑战，因为它认为性倾 向并非原先所设想的铁板一块或者事出必然，即使那些最具备异性恋 气概的人也可能在无意识中拥有同性恋欲望。相比之下，生物解释宣 称人们生来就被锁定在某种性倾向中，这使得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都 安心地认为自己的性倾向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内心深处没有任何可以 隐瞒的东西。 早在1903年，弗洛依德就提出，所谓“变态”的性倾向既不能被 视为疾病，也不能被归为犯罪。稍晚些时候的1930年，他在要求将同 性恋行为非刑事化的呼吁书上签了名。他在同性恋议题上的立场前后 极为一致，即使在同行的反对下，他仍然坚持认为同性恋者如果愿意， 照样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师。 同性恋文化史专家亨利·阿贝罗夫认为，从以上的信息可以看出， 弗洛依德为后来同性恋权益活动家所垢病，并不在于他自己的观点， 而在于后来恐同情绪极为强烈的美国精神分析专家对他的著作所做的 诠释甚至歪曲。他们的“科学”观点认为，同性恋倾向本身就是一种 疾病，美国精神病学会于1952年颁布的分类标准就是这么看的。这个 标准直到1973年在学会内外的强大压力下才得以废除。 查尔斯·索克里德兹博士将同性恋关系和以下特徵相联：“破坏 性、互相摧残、利用……口交暴虐、进攻性杀戮、减轻焦虑的企图， 以及为解除性欲而采取的各种替代手段，而这种欲望一直主宰和折磨 着他们。”将同性恋这样定为疾病后，美国医生就着手将之追溯到疏 远的父亲和过于溺爱的母亲身上，于是精神分析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手 段。虽然这种处方在现在看来相当可笑，但将同性恋视为疾病并归咎 于家庭关系的做法显然还残存在大众意识中。稍为年长的男女同性恋 者都清楚地记得诸如马丁·都伯曼恰如其份所言的“谈论治疗的折磨”， 而索克里德兹博士虽然有个公开的同性恋儿子，却一如既往地借助全 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协会来推行恐同战争。 精神卫生界的以上记录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石墙暴动”后觉悟 起来的同性恋者普遍对心理学有关性倾向形成的理论深表怀疑。我们 要记住，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同性恋者在心理科学的名义下深受伤害， 被迫接受从心理分析到切除脑叶手术和“化学阉割”等各种身体折磨。 基因学家迪恩·哈默回忆起的一个五十年代的案例很说明问题。一位 同性恋者因鸡奸罪而被捕，当时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进监狱，要么 进精神病院。他选择了后者，于是被迫接受了脑部手术，该手术在他 的脑壳上钻了一个洞，在以后的好几个月之内，他身体的一侧无法动 弹。出院后，他努力使自己成为异性恋者，甚至还和女人结婚。然而， 他最终还是认为这些努力无济于事，于是成了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 过上了充实的个人生活。 尽管弗洛依德本人肯定会对这些以治疗为名而施加的医学虐待倍 感震惊，但作为现代心理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他却不可避免地与 后来的精神分析家和精神病专家牵扯在一起。虽然他在生前所表述的 很多立场使他名符其实地被称为性学改革家，但他与当时主要的改革 家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所主张的中间性理论有着直接冲突。这是生 物学和心理学对同性恋成因的不同解释的表现之一，这种冲突一直持 续到今天。事实上，现今生物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受到欢迎，在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具有强烈恐同色彩的心理学理论受到了摈弃。 有人认为，赫希费尔德之所以不愿意支持其它理论，原因在于生 物学解释乃是普及对同性恋的了解的关键，这对于他试图剔除德国刑 法中反鸡奸罪的努力尤其重要。当时发生在德国的这场争论与当今美 国的情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现在很多人士认为，有关同性恋的 生物研究有助于消除因恐同情绪而引起的法律歧视。 1924年，一名德国评论家在《德国医学周刊》中写道： 如果同性性行为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本性显示，那么国家几 乎没有理由将之列为犯罪。如果这种想法成立的话，那么将 之视为有罪的观点就缺少了根据，因为一个人仅仅根据自己 的本性而行事是不能被归为犯罪的。 德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此之后不到十年，纳粹上了台，性 改革运动被迫中止。1933年，希特勒担任总理后几个月，纳粹的“反 非德意志精神委员会”烧毁了性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和档案室。该研究 所的创立者赫希费尔德既是犹太人，又是同性恋者，同时还是个左派 人士，他根本不可能在德国有立足之地，后来也客死他乡。直到六十 年代早期，赫希费尔德的建议仍然不为母国所接受，德国1962年颁布 新刑法时，仍然拒绝将同性恋行为非刑事化：“如果接受这方面的有 关观点（即同性恋属于天生，因此不能被归为犯罪），那么社会将被 迫视各种人之本性为自然，不管这些本性如何堕落。”直到六十年代 末期，赫希费尔德的建议才姗姗受到采纳，德国正式将同性恋行为剔 除出刑法。 就象许多欧洲大陆的同行一样，英国性学家哈弗洛克·蔼理士将 “性倒错”视为天生。当他呼吁将同性恋行为非刑事化，消除对同性 恋者的歧视时，同时也将女同性恋引入了性学领域。他还将“真正的 倒错者”（即所谓的“中间性”）和那些本质上是异性恋但容易受到 同性诱惑的女性分开。 很多参与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同性恋者都倾向于疏远和反对以上所 提到的性学理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小说家雷德克利芙· 霍尔却以这种理论为本，塑造了作品中的主要同性恋人物斯蒂芬·戈 尔登，而《寂寞之井》也成为最著名的女同性恋小说。由于小说坦白 地描绘了女性间的相爱，该书引起英国审查单位的注意，被迫接受了 淫秽案审判，但这本小说后来却成为女同性恋者的必读之物，而那时 候也找不出其它反映女性间爱情的作品。石墙暴动后的女同性恋者倾 向于摒弃这本小说，因为里面的女性对自身身体透露出怨恨，同时女 同性恋者的命运被安排成悲剧结尾。然而，历史学家艾塞·纽顿指出， 有关性倒错的理论至少在坦白地描述女同性恋方面还是有所作用的， 而当时将女性描绘为性爱的主动行为者是非常罕见的。 早期的性学家们竭力将自己标榜为正常和反常性行为之间的边界 守卫人，但美国性学家金赛则主动摒弃了这种角色。他最具争议也最 石破惊天的发现就是对男性间同性性行为频度的披露。在1948年发表 的《男性性行为》一书中，他估计美国只有一半的男性在一生中过着 纯粹的异性恋生活。 金赛的数据经常受到质疑，一些批评者很快指出，金赛及其合作 者最终取得的18000例个人性生活经历样本并不随机取自成人人口， 对非主流性行为可能有所偏重。然而，这项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现在人们仍然将10％作为同性恋者占人口的比例。（其实金赛本人并 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有10％的男性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到四年主要过 着同性性生活。） 金赛通过研究发现，人类性行为的种类比原先想象的要多得多， 所以他拒绝通过性行为将人进行分类。他说：“如果不将人分为同性 恋者或者异性恋者，而是将他们视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性恋经历和一 定程度的异性恋经历，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问题。”为了对这个“程 度”作出衡量，他设计了著名的七点尺度（即从零点到六点），其中 六点指那些只有同性恋情感和经历的人，零点指绝对的异性恋者，而 一、二、四和五则指那些在同性吸引和异性吸引之间并不平衡的人士。 从那以后，批评家们就对这种指标提出了疑问，比如对某一性别 怀有强烈兴趣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另一性别兴趣淡漠，一个人对男性和 女性同时怀有强烈的兴趣又如何？在金赛的尺度上，他应该对两性都 具有平衡而温和的兴趣。这个指标也忽略了以下问题：一个人在同性 性伴侣身上所获得的满足也许不同于在异性性伴侣身上获得的满足。 尽管有着这些缺陷，金赛的衡量尺度第一次将性吸引视为连续谱，而 不是简单地将之归类为非此即彼的固定的二元身份。诚如杰佛瑞·威 克斯所言：“同性恋也许并非是只有一种成因的单一现象。” 在六十年代，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视自己为金赛 的继承人，他们的工作具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对人类性行为做了详细 的生理学研究，从科学上表明了阴蒂对于女性性兴奋所起的重要作用， 以及女性在性行为中所经历的重复高潮，这令公众大开眼界，而以前 妇女们的自我表述往往无人问津。他们于1979年发表的报告表明，同 性恋者在满足性伴侣方面胜过异性恋者，并不无顾虑地指出，该发现 可能成为“女同性恋者招募新人的有效论点”。 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各种效果。他们用科学的名义使性别差异和异 性恋显得名正言顺，并对这种观念加以强化。以帮助异性恋者更好地 过上两性生活为理由，他们不希望探讨有些女性是否能够在同性关系 中获得更多满足。1972年，威廉·马斯特斯曾经这样解释性治疗的进 一步流行：“现在男女比以往更需要对方，因为人们需要有人依靠。 以前他们还有部族，现在只能拥有双方。” 但他们的发现也被心怀其它目的的人加以使用。比如说，阴蒂引 起的性快感一旦得到强调，这就为一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有关女性自 娱的论点提供了依据。尽管从生理的角度来探讨性爱很容易使有关的 结论窒息其它观点，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其他“性专家”的工作 的更大意义在于拓展了性学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将科学视为了解和定 义情爱的最佳手段。 科学和性爱之间这场引人入胜的争论贯串起三个连续占据主导地 位的主题：第一个有关同性恋是否是人的某种“自然”表达，第二个 涉及到将生育作为性爱的根本原则的既定观念，第三就是有关同性恋 的成因。 有关天生和自然的观念一直困扰着当今有关性爱的思考，在性倾 向议题上尤其如此。“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而非亚当和史蒂夫”， 这句巧妙而幼稚的标语究竟在说些什么？它无非让人联想起犹太－基 督教中有关天生的概念。在同性恋一直被视为“违反自然的罪行”时 （反鸡奸法中确实出现过这种措辞），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会很快指出， 同性相爱也合乎自然。 我可以从自己的作品中举出一个例子。七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 本女同性恋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首名为《相像》的诗歌，当我写到 “镜中爱”（指女性之间的爱）时，指它为“世上最自然的行为”。 现在女同性恋文学的传统之一就是将女性情侣相亲相爱的图景比作大 地。我在学生的评语和文章中也屡屡看到这种观点。一位年轻妇女这 样反映她如何从一个政治上激进好斗的双性恋者转变为平静地接受了 自己的感情：“我只是将自己的性倾向视为再自然不过的东西。” 早期的性学家提出有关“自然”的观点，乃是事出必然。作为科 学人士，他们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倾向于研究类似于动物世界 里的过程，将自己视为对外界事物的冷静观察者。然而，他们所设想 的模式却远非自明而中立。事实上，他们夺取了强大的知识武器。 有关“自然”的诱人之处在于，它脱离了基督教神学历来以来对 于身体欲望的反对，因为神学将欲望视为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有关 自然的印记可以为性行为正名，消除陈旧的羞耻和烙印。然而，这种 有关自然的观点本身又成为一套新的价值判断标准。性学家对于性行 为的描述在现实中又反过来成为对于“妥当的性行为”的定义，而这 种定义又经常反映出作者自己的幻想和恐惧。 杰佛瑞·威克斯指出：“克拉夫特－埃宾将性视为‘自然的本能’， 并认为这种本能‘具有征服的力量，需要以达到目的为满足’，这其 实就是以女性为性对象的男性性爱的反映。”卡罗尔·史密斯－罗森 伯格注意到，哈弗洛克·蔼理士书中的“男性对于自己难以接受的社 会变化感到不安。女权、女同性恋和妇女平等在蔼理士的文章中都以 问题的形式出现。所有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违反自然的，都与某种难 以搞清楚的怂恿妇女犯罪、走向疯癫和遗传性精神疾病有关。” 在现代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身份诞生后的一百年的今天，我们仍 然尚未摆脱科学的奴役，反而视之为解释自然的公正裁判，进而将 “自然”作为性行为合适与否的标准。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我在后面 的章节中会做进一步阐述。 有关人类生育在性行为中所占的地位一直是自然与否的基本议题， 就像工蜂围绕着皇蜂，不断从中吸取营养，但同时又在增强有关男女 两性之间一成不变的特徵区别。这些观念陈旧、盛行而又相互缠结， 即使到了今天，仍然被视为正常与异常、健康与变态之间的当然标准。 或者说，这些观念将那些神秘的、令人无法预料而又需要做出成因解 释的行为（如不具有生育功能的同性性行为）与那些自明且无需解释 的行为（如具有生育功能的异性性行为）对立起来。这种以生育为中 心的偏见如此之严重，我们需要对此作一番详细讨论。 即使性学研究已经越来越偏离对生育的直接依赖，转向了对性活 动的了解和接受，但与生育相关的解释仍然继续通过替代品时时出现， 而这个替代品就是将男女相配视为永恒。这种观念在流行文化中根深 蒂固，甚至带有某种科学承认的味道。 科学究竟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这在目前还未搞清楚，而这种不足 应该归咎于科学工作者自身在确定性行为发生的“本能”方面，仍然 显得含糊不清。克拉夫特－埃宾的理论围绕着生育，而美国医生最初 使用“异性恋”这个词时，虽然指以异性为性对象的性行为，但却在 讨论那些不附带强烈的生育愿望的非正常性欲。然而，以生育为目的 性爱往往显然无法解释异性间性行为，更不用提同性间性行为。科学 于是就转向不那么简单化的理论，但大众的观念并没有及时跟进。 比如说在五十年代，形容词“不育”（sterile）经常被用来负面 地指代同性恋，好像两个人因为无法将染色体混合后产生第三个人， 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感情是乾涸的。同时，流行歌曲也旨在增强“自然”、 生育和异性恋欲望之间的关联： 让我告诉你小鸟与蜜蜂的故事， 花朵与树木的故事， 还有天上的月亮…… 那就是爱 最近一位学生指出，他小时候一直想不透“小鸟和蜜蜂”在指什 么，他父母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委婉的解释，而是直接了当地给他讲解 了一番有关生育的理论。到底有多少父母只是通过生育来解释性爱， 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以下公式：符合自然的性爱＝男人使女人受孕？ 当代有关“家庭价值”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围绕着生育，从 而忽视了以下事实：很多异性恋者根本没有兴趣或能力生儿育女，而 许多有着“生育”功能的性行为（如强奸）实属强暴和反社会，同时 许多男女同性恋者是热诚的父母。“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诱人 之处不仅在于围绕着“自然”，而且在于将性和生育视为“符合自然” 的唯一联结。 不出所料，有关自然的概念往往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然而，那 些试图通过用阴部器官来说明异性相吸的人似乎没有注意到，阴部本 身并不一定要在生育中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人类女性并没有发情 期（即与其它哺乳动物不同，女人在可以受孕时并不对外界发出可以 感知的信号，而动物则会“发情”），这种进化本身就说明了人类不 再象动物那样，将性器官和生育视为必然的生理联系，即使在那些不 会受孕的月日中，女人仍然可以维持活跃的性生活。 另一个更重要的观点是，涉及到阴部接触的性爱和其它人类行为 一样，都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人类繁殖的发生并非受到本能的驱使， 而是各种制度化的异性恋体制作用下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文 化机制的驱使，男女并不会象现在这样走到一起。在另一方面，纯粹 的同性恋行为在多数文化中非常罕见，所以同性性行为并不会阻碍繁 殖，这也许有助于人们搞清楚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能够淘汰同性恋。 异性恋行为和同性恋行为一样，都有着很多谜需要解开。根据马 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生理学法则，一个人触摸另一个人的身体时，能够 给他带来强烈的快感，但这种快感已经早早地搀入了纷繁的文化意味。 有关自然、正常、恰当、良善、正确、乾净和异性恋的观念属于一个 系统，与此相对立的则是另一个涉及到违反自然、变态、反常、失当、 歹毒、错误、肮脏和同性恋的观念系统。在不同的情况下，任何系统 都可以激发或加紧身体的接触（比如乾净等于乏味，变态更添性感）。 或者说，一组观念可以替代另一组，比如那些无法生育的异性性行为 受到新颖的异性恋身份的赞同。现在有些同性恋者想通过基因学或者 神经学来为自己的性倾向正名，就在于试图颠覆既定观念的某种努力。 异性相吸和同性相吸一样，都需要我们给出解释。然而，有关成 因的探讨从一开始就指向了同性恋，而与之同时产生的异性恋则没有 受到同样的关注。同性恋被视为偏离了正常的自然途径，从一开始就 被当作应该受到探询的问题，即这种性倾向的起因如何。这个问题本 身就暗示着某个答案的存在，从而排除了多种答案的可能。这种成因 －结果模式沿袭自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事物总是遵循线性的发展 轨迹，人们总有可能做出预料或者施加控制，但这种思维方式对于解 释复杂的人类行为来说，实在过于简单化。 第４章 石墙之后 1975年，一位名叫莱昂纳德·马特洛维奇的男士因同性恋身份的 暴露而被迫从美国空军复员。马特洛维奇下士是一名具有保守政治观 点的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于30岁时将贞操献给了另一名男子。出于 对被迫复员的不服，他首次掀起了美国历史上有关同性恋者是否可以 从军的公共讨论。在决定是否应该让他重归军队的听证会上，有一位 证人就是性学家约翰·马涅，马涅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心理激 素研究，他认为同性恋可能具有生物性根底。 历史学家马丁·都伯曼认为，这份证词意义重大，它不仅表示马 涅本人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在早期研究中将同性恋归因于外 界的影响，而不是先天起因），而且表示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起源开 始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都伯曼从中看出了“我们文化中出现的一种 新兴观念和一种接受姿态，即可以将生物因素视为解释人类的各种行 为的基础”。在当时，多数同性恋活动家对这种趋势并不感冒，因为 在过去的历史中，有失准确并带有一定道德色彩的科学理论对同性恋 者造成的伤害可谓罄竹难书。 然而，二十年过后，生物学解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大众媒 体大肆报导“肥胖基因”的存在，尽管有些观察家指出，美国人现在 普遍比十年前更为肥胖，显然不能将此归因于基因的变化。有关男性 更容易喜新厌旧的书籍畅销一时，尽管女权主义者对此提出了强烈抗 议。《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将美国一大部份人口的持续贫 困归因于这群人的低智商，并宣称黑人在智力上不及白人。这本书在 很多地方受到了欢迎，虽然很多专家反驳说，不同种族的人在基因方 面并没有区别，而诸如智商和其它种类的单面指数并不能被视为衡量 智力的标准，因为环境往往对于先天的潜力有着巨大而难以预料的影 响。 “同性恋基因”也终于登台亮相了。或者说，该方面研究似乎预 示着这种基因的确立。1993年6月16日，美国最富声望的科学杂志 《科学》发表了迪恩·哈默和同事所写的题为《Ｘ染色体上的ＤＮＡ 印记和性倾向之间的关联》的文章。研究者们声称，他们已经发现了 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有一种基因结合了环境的影响，决定了一些 （而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性倾向。虽然媒体对此的报导在很多地 方有失准确，但这个消息确实轰动一时。也许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恰 逢比尔·克林顿总统试图允许同性恋者公开从军的提议遭挫之时，一 些同性恋者伺机大做文章，全国最大的同性恋政治组织“人权运动” 的发言人格里高利·金说：“我们发现哈默的研究非常具有启示性， 其意义在于它再次证明了性倾向并非一种选择。” 1975年，同性恋者普遍对于马涅的生物性成因感到怀疑，为什么 到了1993年，大家对于哈默的基因研究深表赞同呢？部份原因在于， 同性恋者已经在这二十年中，对于马丁·都伯曼所说的性倾向之争有 了更好更深的了解。与此同时，许多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自我 认同的酷儿们强烈抵触生物性成因的解释。对于哈默的研究，同性恋 反诬蔑联盟的成员达瑞尔·亚茨·里斯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 表示： 我不觉得该研究有何值得注意之处。从理论上来说，即使真 的发现了同性恋基因，结果又如何呢？其实什么都达不到， 不过肯定会促使某些人展开各项实验，试图改变同性恋倾向。 媒体对于生物性成因的重视激化了本质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之间 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植根于石墙运动后的同性恋者力求刻划出具有生 命力的身份和追求同性爱情自由的努力。 诚如都伯曼所言，早期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有理由对有关成因的解 释深表怀疑。精神病理论视同性恋者为病态，并将健康等同于向异性 恋的转变，很多同性恋者深受其害，因此不想再让先天性的看法沾身。 他们反戈一击，将主流社会划定的僵化的性倾向分类斥为病态、压制 和迫害人心。他们认为自由应该意味着让人充份展现自己沟通两性的 潜力。事实上，他们只是重复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而已，即认为针对同 性或异性的单一性倾向就是对潜在的双性恋的压抑而已。用丹尼斯· 奥尔特曼的话来说，他们致力于“同性恋的终结”，当然这也意味着 异性恋的终结。 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玛莎·雪利在地下刊物《鼠》中，针对异性恋 人群铿锵有力地提出了“同性恋就是好”的口号： 我们同性恋者与你们泾渭分明──我们是外星人。你们成功 地将同性恋压制于自己的意识之下──同时将我们赶入了自 卑的阴沟。自从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的那一时刻起，我 们每日都被迫告诉自己：“我是个变态！”时光逝去，直到 有一天，我们从自己毫无生命可言而只是一张标签的同性恋 身体里看着你们。我们有时候希望自己就像你们一样，有时 候我们却难以相信你们何以能够忍受自己……我们要让你们 知道，做我们这种人的滋味如何，但我们又希望你们能够了 解我们这种爱，这种对于自己性别的渴望……除非你们变成 同性恋，我们永远都不会变成异性恋。由于我们不想等待， 你们的觉醒之日将在仓促中带着血腥。 与其将男女同性恋者视为一种特殊的性爱类型，雪利认为自己骨 子里就是反叛者：“从我们最初的记忆起，我们就对既定的性角色结 构和核子家庭发起了反叛。”（注1） 然而，同性恋运动日渐巩固之后，这种对既定性身份的猛烈攻击 很快失去了市场。同性恋活动家们开始提出，同性恋者也应该享有和 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与其摧毁现体制，不如对此做出重新安排，使 同性恋者能够平等地参与各方面社会生活。从激进的解放策略过渡到 温和地争取同性恋者权益，这个转折凸显了各方面根本性的变化。现 在，我们既能看到有些人希望通过自己在性生活方面的特殊行为来挑 战异性恋世界，也看到另一些人认为，让同性恋者融入主流社会更能 够取得成功，这两者之间的争论一直相持不下。 石墙暴动后的另一个显著发展是，越来越多的女同性恋者离开了 男同性恋者的阵营，更致力于与妇女共事。出于对男同性恋者中的大 男子主义倾向的反感，她们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政治策略，将女同性 恋视为抵抗夫权的最高表达。“激进派女同性恋者”在1970年发表的 宣言中表示：“女同性恋者就是所有女人的愤怒凝聚到了爆炸的地步。” 持这种观点的女同性恋者借用异性恋女权主义者的观点，试图修改带 有夫权思想的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发展模式，使它能够更好地解释妇女 的经历，以说明性别身份的发展过程。 南希·查德罗在《母亲的再造》一书中指出，一位在传统的西方 核子家庭里长大的男孩如果希望获得男性气概，就必须与他在襁褓时 期就怀有强烈依附的首要照顾者（即母亲）决裂，即男孩必须对母亲 说：“我不是你！”对于女孩来说，获得完全的女性气质必须与强有 力的母亲式人物维持坚定的关系，所以无需与母亲决裂。安德里安娜 ·里奇运用这个理论争辩说，女同性恋基于女孩早期对母亲的情感依 赖，因此是“一种深刻的女性经历”，和男性间的同性相吸毫无共同 之处。因此，一度被多数同性恋解放者打入冷宫的精神分析理论又重 返到女同性恋政治中。 从技术上来说，里奇的观点并非属于“女同性恋分裂主义”，因 为它摒弃了分裂主义者将女同性恋者和女异性恋者截然分开的做法。 然而，它对于男女两性之间的道德和情感鸿沟的强调却受到同性恋女 性主义者的鼓励。里奇认为，男同性恋的典型表现在于追求空洞的肉 体快乐，而这种快乐往往和感情相分离。男女同性恋者的共同感触只 是出于共同承受的社会烙印而已。 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有色人种女同性恋者的文章大 量出现，她们挑战白人女同性恋者单纯基于性别的划分，认为妇女还 可以通过阶级、种族和文化划分出更细的分类。诸如“康巴河团体” （一黑人妇女的政治组织）和“厨房桌子：有色人种妇女出版社” （出版黑人、拉丁裔和亚洲妇女的文章）等经常由女同性恋者带头， 对女同性恋议题也抱以关注，但不排除有色人种的异性恋妇女所关心 的议题，因为性倾向只是被视为身份的某一重要方面而已。 为了对性倾向与身份的其它方面做出统一考虑，有色人种的女同 性恋者往往不理会那些单纯围绕着女同性恋的讨论，而更愿意用自己 的方式来探讨问题。黑人女诗人奥黛利·洛德在深具影响的散文《情 爱的使用》中，认为情爱超越了阴部性爱，包含各种创造力和能量。 “情爱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做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感 触是否灵敏和充份。一旦体会到对那种满足和完美的感受，我们就能 够知道哪一种生活选择更能够使我们接近这种完美。”她这样写道。 洛德在自传《赞米：我名字的新拼法》中写到了那些黑人工人阶 级成员中似是而非的女同性恋关系，也提到了五十年代在纽约格林威 治村的白人女同性恋者。与此相似的是，美籍墨西哥裔诗人谢瑞·莫 拉加坚持认为，女同性恋纽带不是女性情谊的永恒要素，应该将它和 阶级与文化等方面相关联起来后看待。 八十年代后，男女同性恋社区又走到了一起，直到最后“男同性 恋和女同性恋”一词又经常受到联合使用，或者至少在某些场合如此， 这与艾滋病施加给男同性恋者的巨大伤害有很大关系。当时一大群女 同性恋者也加入了抵抗艾滋病的运动，她们参加“行动起来”等组织， 帮助那些患病的朋友，与那些遭受着极度恐惧、病痛和悲伤的男同性 恋朋友结下了深厚情谊。与此同时，男同性恋社区自身也发生了改变， 他们更愿意接受女同性恋者的帮助，开始主动倾听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虽然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仍然存在，但有关同性相恋的理论将再次融 入了每个性别的经历。 有色人种成员也逐渐开始挑战男女同性恋组织内存在的种族歧视， 他们坦言自己的需求和紧要考虑经常受到忽视，因为这些组织往往以 白人占领导地位，使有色人种的生活被降至次要地位。有色人种的男 同性恋者从洛德和莫拉加等女同性恋者那里获取了灵感，诚如约瑟夫 ·比姆在黑人同性恋文集《生活里》中所言： 从曼哈顿到火烧岛，满是旧金山胡子拉茬的克隆形像，波士 顿到剑桥都是那些讲究政治正确的激进派鸡奸者，他们中没 有能够用黑人的语调与我说话……作为黑人同性恋者，我们 总是存在于黑人社区里。我们当中有牧师，有理发师，有艺 人，有销售员，有民权活动家，有教师，有剧作家，有垃圾 工，有舞蹈演员，有政府工作人员，有合唱队指挥，也有洗 盘子的。你只要说出一样职业，我们当中就有人做过，只是 得不到承认而已。 与此同时，一股规模虽小但引人注目的双性恋运动开始对盛行的 二元性倾向分类提出了挑战，各种活动和组织日益频繁地使用“男女 同性恋和双性恋”这样的用词，而“酷儿”（Queer）这个词也日趋 流行，用来指那些不仅仅从事同性性活动，而是敢于拥抱一系列不合 常规的性行为的人。然而，某种妥协状态仍然会引起争议。1990年， 我在《亮相／视野》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自己和一名男士的恋爱关系 的文章后，结果编辑部收到了大量愤怒的读者来信，其典型观点就是 我与异性的恋爱是“女性自我认同的失败”，她们认为“那些与男人 睡觉的女人是不能被称为‘dyke’的”。 八十年代晚期和九十年代早期，性少数者所争取到的仅有的一点 进步受到了更为猛烈的政治攻击。恐同人士将同性恋者描绘成艾滋病 毒携带者，坚称禁止歧视同性恋者的法律法规构成了对同性恋者的特 殊保护。反同性恋往往是保守政客展开政治募捐的好手段，因为他们 可以借此推进自己的其它目标。 政治空气中所弥漫的火药味促成了为早期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后代 和那些七十年代同性恋运动主流的后裔之间的冲突。其分歧主要在于， 一部份人希望庆贺和扩大与主流异性恋人群的不同，其他人则希望模 糊这种差异，诚如马特洛维奇所言，同性恋者就象其他正常的美国人 一样，他们除了在性倾向方面喜欢同性之外，其它方面与大多数人非 常相似。前一部份人被称为差别扩大者，后一部份人被称为差别缩小 者。 现在差别扩大者倾向于赞同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其看法经常从历 史和比较的视角出发。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性倾向受到动摇的情况， 而不刻意寻求滴水不漏的成因解释。差别扩大者可以不断地从学术界 内部新增的研究证据和理论中吸取营养，而建构论在学术界中颇具市 场，虽然频繁受到挑战。 差别缩小者经常持本质主义观点，他们更倾向于吸收广受注目的 生物学新发现，很多人赞同记者兰迪·希尔茨的看法，即性倾向“可 以将同性恋身份归结到如左撇子一样自然”，或者更进一步，认为生 物学证据已经说明了同性性行为的自然性，比如同性恋者亲友组织的 发言人乔治·内伯斯这样称赞哈默的基因研究发现：“如果你相信上 帝或者自然，同性恋就是这么来的。” 就“酷儿”这个词的使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些争议。托德·谢 朴德曾经对希尔茨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反驳，并宣称：“酷儿们的最大 恶梦就是我们中的90％的人自认为是正常的异性恋者，10％的人自认 为是正常的同性恋者。” 当然，以上这种总结太过概括和简单。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并不 总是遵循既定的政治立场，最激进的活动组织“酷儿国”在实行“冲 你而来”的策略中，就经常采纳本质主义理论的观点，而本质主义也 并不一定需要基于生物学理论。一个人经常甚至总是持有相互矛盾的 理论，就拿我本人来说，虽然我从来不用本质论的标签来说明自己的 性身份，但一碰到陌生人，我总是问：“她属于哪一类？”或者问： “这个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即使最斩钉截铁的建构主义者在现实世界里也会有所犹豫。M.摩 根·霍尔姆斯在课堂上自称为“酷儿文学老师”，而在周末览人时则 自称为“白人同性恋者”，因为“不管同性欲望是否天生就有，或者 后天促成，还是两方面的原因都有，西方社会的许多同性恋者、双性 恋者和变性者都将这种身份视为自我的要素。”也就是说，如果你想 问一些有意思的问题，那么就不要对性倾向抱一种确定的态度，而应 该做出一番酷儿的姿态，但如果你希望寻求和他人沟通，那么也许还 是应该将自己的欲望归类于某种身份。 1990年，米格尔·古蒂雷斯在接受《亮相／视野》的采访中，谈 及了自己对于酷儿运动怀有的矛盾心态： 成为酷儿是一种荣幸，我不认为它具有太强的包容性，因为 还存在着种族和阶级的问题。有些人是永远不可能融入主流 社会的，他们必须抗争才能够有衣食住行……有一天我在 《时代周刊》上读到了《今日的青年》一文，里面有一位白 人男孩说他不想乱交，他要的是一位丈夫，还想有孩子和房 子。我知道他并不代表我，而且我也不认同他的需求。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个酷儿。 不管是差别扩大者、差别缩小者、社会建构主义者和本质主义者， 还是形形色色持中间观点的人，他们都必须考虑到科学发现对于大众 看法的重大影响，不管他们对于这种研究是否持赞成还是反对的态度。 社会建构主义者倾向于反对这种研究，有时甚至故意视而不见。他们 经常会提出一些在其它场合下也能经常听到的问题。他们会询问先天 性的研究结果究竟会对谁有好处，并追溯现在知识界有关认识的历史 根源。他们对于科学研究所用的语言进行解构，暴露出字面下所隐藏 的各种含义。这些问题很具有启发性，但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它 们最终将归结到对科学的态度：科学是否有权解释欲望？ 非科学人士（包括本人在内）倾向于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这些研 究结果，而且对于科学的力量怀有某种畏惧。科学进步几乎已经使我 们的世界面目全非，手机和电脑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 我们对于核事故和温室效应的担心已非一日，基因研究、艾滋病研究 和亚原子物理也受到大众媒体的报导。然而，绝大多数人所拥有的科 学知识是相当笼统而有限的，而对于某一领域的理论和技术进步的深 入了解则需要接受专业训练。比如说，一位普通人士读到一篇有关同 性性行为和基因遗传的文章时，总会做出“既然科学家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是对的”或者“科学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的反应，从而再也没 有兴趣做进一步了解。不管如何，他的态度总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 提出批评。 为了帮助读者们打破这个困境，下面两个章节将针对有关同性恋 成因的科学研究做出一番仔细的审视。我们不但会提到研究者们的结 论，而且会提到科学界人士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评论，以及它们如何汇 入生物学和基因学的大趋势。 第５章 欲望的科学 二十世纪晚期，将外表特徵和性行为相联系的陈旧做法日趋没落， 取而代之的是难度更高的对人体内在结构变异的研究，这些变异经常 难以被观察到，需要借助显微镜和其它高级技术来展开探究，但这并 不意味着新时代已经将性倾向的区别排除在外表特徵之外。1948年， 一位名叫R.L.狄更森的医生发表了一篇有关女同性恋者和女异性恋者 的阴部比较的论文，这些人都曾经来到他的妇科诊所求医。1994年， 一组加拿大研究人员声称，男同性恋者和男异性恋者的指纹旋涡存在 着差异。然而，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分子和亚分子的变异上。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将同性恋──而不是异性恋或双性恋──当作 应该受到探讨的现象。当今的研究者中有一部份人本身就是同性恋者， 他们都将同性相吸视为正常的变异，而不是失常或者变态，但其研究 却无不例外地将异性恋行为视为衡量其它性行为的标准，似乎异性恋 行为本身无需任何鉴定。除此之外，很多研究着眼于男同性恋者，而 不是女同性恋者，似乎男同性恋行为就是衡量同性恋的统一标准。 近些年来，这些研究归结到三个方面：荷尔蒙对性欲发展的影响， 与性欲有关的脑部二形性现像（dimorphism，即男女之间脑部结构的 巨大区别），以及基因的作用。有些科学家认为三者之间相互关联， 比如基因对荷尔蒙产生作用后，也许会影响到脑部，但这些想法目前 还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作为化学物质的荷尔蒙从腺细胞发往血流后， 向身体各部位传送不同的信息。不同种类的荷尔蒙对于不同的身体功 能产生影响。研究性行为的科学家感兴趣的是性荷尔蒙，即雄性激素 和雌性激素，这些激素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得到分离和合成。虽然我 们称之为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但两种激素存在于每个人体内，只是 比例不同而已。视有机体的性别不同，荷尔蒙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 成长初期的胚胎没有性别区别（即后来成长为男性的胚胎和成长 为女性的胚胎在外形上没有分别）。在荷尔蒙（包括睾丸酮）的作用 下，具有男性基因的胎儿（即具有ＸＹ染色体，而不是女性的ＸＸ染 色体）长出了男性生殖器。女性胎儿通常被视为未受雄性激素作用时 自动发展的结果，但这种“女性即缺陷”的说法受到了某些科学家的 批评，他们要求对此再做深入研究。 荷尔蒙对于产后性生理发展起着关键影响，比如可以通过调节男 人的雄性和雌性激素比例来施行“化学阉割”。早期的性学研究认为， 同性恋是正常的男性欲望或女性欲望的倒错（即那种“女性的灵魂陷 在男性身体”里的说法），成人体内的荷尔蒙决定了他们的性倾向如 何。在这种看法得到实验证实之前，有些医生就试图通过注射睾丸酮 来“治疗”同性恋。这种做法在四十年代盛极一时，但后来受到了否 定，因为实验表明男同性恋者和男异性恋者在荷尔蒙状况方面并没有 区别。 于是研究就转向了产前荷尔蒙对于后来性欲发展的影响，话题之 一就是：荷尔蒙是否对胎儿的脑部结构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后来发展 出同性恋或异性恋欲望？现在这个看法还得到某些学者的赞同，但没 有受到证实。这方面最积极的倡导者是德国内分泌专家冈瑟·道尔纳， 但他在实验方面并不成功。 道尔纳比较了男同性恋者和男异性恋者在接受雌性激素注射后的 反应。他声称男同性恋者体内的荷尔蒙水平有了上升，就象往雌鼠体 内注射荷尔蒙一样。然而，其他研究者重复该实验时，却无法取得满 意的数据，而可重复性正是任何实验结果证实理论成立的关键所在。 尽管如此，道尔纳还是进一步发展了这套理论，认为产前雄性激素的 缺乏可能对某些男性的脑部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们成为同性恋。 以上看法将老鼠的性行为和人的性行为相提并论，这也招来了一 定的批评。有人争议说，虽然成年啮齿动物的交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早期荷尔蒙水平的影响，但雄鼠的脊柱前凸动作（即当另一雄鼠 爬到自己身上时，身体向前弯曲，犹如雌鼠从事性交时的动作）和男 性成人之间的相亲相爱并不能相提并论。还有，假如道尔纳认为男同 性恋的成因是因为产前接受过多的雌性激素的话，那么女同性恋是否 也可以归因于产前接受了过多的雄性激素呢？事实并非如此。 道尔纳显然将同性恋视为一种不理想的反常，他在七十年代曾建 议所有的怀孕妇女都应该让胎儿接受性别检查，如果发现胎儿是男性 的话，就应该对他注射睾丸铜，以免他将来成长为同性恋者。这一提 议遭到同性恋社区的强烈反对。近些年来，他的理论受到了另外一些 研究者的赞同，但他们在性倾向方面的立场更为进步。迪恩·哈默就 是著名的“同性恋基因”研究的主导人，他认为荷尔蒙影响也许能够 解释同性恋的先天性生物成因。神经解剖专家赛蒙·列维在比较男同 性恋者和男异性恋者的脑部结构时，就明白无误地引用了道尔纳的理 论，他声称“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部份原因都是因为在胎儿发展期 间，雄性激素和脑部产生某种作用的结果”。 列维于1991年发表了以上研究结果，轰动一时。他宣布了对于男 同性恋者和男异性恋者的前下丘脑间隙核（interstitial nuclei）的 比较结果，认为两者大小存在着显著差异。虽然列维本人并没有指出 这种差异显示出性倾向和脑部结构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媒体对此大做 文章。《时代周刊》登出专题报导：“同性恋者生来如此吗？”《科 学》杂志不顾列维的研究对于女同性恋的忽视，将这项结果笼套于整 个同性恋，登出以下标题：“同性恋是生物因素决定的吗？” 在列维之前，曾经有过一些针对脑部细胞的研究，对象是性行为 方式不同的动物或人，列维参考了这些研究结果。也就是说，确实有 研究者试图探讨男性和女性脑部的不同结构，希望这种不同能够解释 不同性别的行为特徵。 就象以前曾有专家试图用外表特徵来解释同性恋一样，将社会行 为的不同与天生特性的不同相联系，并将这种不同进一步归因于脑部 结构，这种做法并不新颖。早在19世纪，就有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测 量白人妇女和黑人的脑重来说明为什么他们智力低下。社会心理学家 加斯塔夫·列·伯恩于1879年写道： 在最聪明的种族中，有大量妇女的脑部大小更接近于猩猩， 而不是最发达的男性头脑……所有研究过女人智力的心理学 家都同意，她们代表着人类进化的最低级形态，更接近于孩 童和野蛮人，而不是成熟的文明男子。 一些观察家们担心，现在有关脑部结构对于性倾向的影响的研究 只是以上旧式思维的某种翻版，这种研究的任何进展都会被用来证明 女性和与女性具有相似脑部结构的人种的心智低下。当然，研究者认 为自己只是利用更为先进的设备来做一番客观的科学探讨而已。 请记住，本章的目的在于用科学的标准来评估各种研究的结论， 而“不同”并不表明“低劣或者优越”，因此我们要提的问题是：有 关脑部机构二形性的研究结果究竟有多少说服力？在已有的说服力下， 它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在以下的讨论中，我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 答是：“不过如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知道。” 下丘脑位于脑部基部，列维称其大小为“只有一汤匙的脑纤维”。 1978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组研究者在罗伯特·高尔斯基 的带领下，发现雄鼠下丘脑的一组神经细胞群明显比雌鼠的要大。这 项研究的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高尔斯基所指明的下丘脑位于前视区 中部，该部位已被确认与哺乳动物的性行为有关，而研究已经证实， 这部份的细胞和产前所受的荷尔蒙影响有关，虽然研究者无法确定这 种影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与高尔斯基在同一实验室工作的劳拉·艾伦试图发现人脑是否也 会有相似的二形性。她确定了四组间隙核，分别命名为１号、２号、 ３号和４号，其中２号和３号在性行为方面呈现出二形性，而男女之 间以间隙核３号的大小相差最大。 这里必须指明的是，虽然有人认为间隙核３号相当于老鼠中决定 性行为的二形性核体，但没有人能够提出直接的证据说明间隙核和性 行为之间的关系。人们对此抱有怀疑的另一原因是其他研究者是否能 够重复这个难度极高的实验。一组荷兰的研究人员发现间隙核１号在 性行为方面具有二形性，这显然与艾伦的结论不相符合。赛蒙·列维 的实验则表明间隙核２号具有二形性，这又与艾伦的研究结果相矛盾。 我们可以设想，未来的研究还可能对于间隙核３号的二形性提出质疑， 而这正是列维的研究的关键所在。神经解剖专家威廉·比恩在《科学 美国》中撰文写道：“人类神经解剖学在重复实验方面的纪录并不令 人满意。” 列维的实验样本有两组，一组是19名死于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另 一组是16名异性恋者，其中6人死于艾滋病，他从这些死者身上抽取了 脑部纤维。此外，他还获取了6名妇女的脑部纤维，以做比较。样本人 群的性倾向由医院档案来说明。虽然对于并非死于艾滋病的死者来说， 研究者无法推认他们的性倾向，但列维根据统计概率，推断里面的同 性恋者至多是一至两名，因此这部份样本可以被放心地归类为异性恋 者。 列维设立了一个编码系统，使自己无法得知受到解剖的脑纤维具 体来自何人。他将下丘脑切成薄片，将它放在镜片上，然后在一种细 胞伸张方法的帮助下，在显微镜下对之进行观察。 列维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做出了如下总结： 如同艾伦和高尔斯基的研究结果，我发现男异性恋者的间隙 核３号是女性的两至三倍，同时也是男同性恋者的两至三倍。 在有些同性恋者中……几乎看不到间隙核。统计分析的结果 表明，这种现象纯属随机产生的机率为千分之一。事实上， 男同性恋者和女性的间隙核３号的大小几乎没有区别。由此 可见，男性性倾向的二性型和性别的二形性是同样大小的。 如果以上研究结果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脑部结构和性倾向之间的 关系就可以被理解为前者对后来具有决定作用，但由于生物学家们越 来越认识到现实生活对于神经组织的多方面影响，因此也可以反过来 说，也许是同性性行为影响了脑部结构，或者说脑部结构和同性性行 为同时受到第三因素的影响。列维也承认上述两种可能性的存在，但 认为“这种结构性区别在脑部发展初期就已经出现，并在后来影响了 性行为”。 几位来自同一领域的专家对于列维的方法和解释提出了批评。比 如说，有人提出艾滋病是否影响了几位同性恋死者的脑部间隙核大小。 列维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那几位死于艾滋病的男异性恋者的间隙核 大小和其他男异性恋者的一样。威廉·比恩认为死于艾滋病的男异性 恋者的样本过小，因此这种二形性仍有可能来自与艾滋病有关的荷尔 蒙失常。 在布朗大学任教的安妮·弗斯托－斯特林是一名发展基因学专家， 她也对列维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因为间隙核３号的不同大小在男 同性恋者和男异性恋者样本中同时发现。即从平均上来说，男同性恋 的间隙核３号比男异性恋者的要小，但有些男同性恋者具有较大的间 隙核，而有些男异性恋者具有较小的间隙核。 威廉·比恩和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卡罗尔·凡斯同时指出，列维研 究中的男同性恋模式和我们所知的跨文化研究中对于同性性行为的各 种描述之间有着逻辑隔阂。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看，列维的模式和早期 性学家们的提议很相似，两者都将男同性恋者视为“女性化”的男子。 但我们知道，有些文化认为男男性接触与男性气概相容，或者将前者 视为后者的必需。列维从老鼠的性行为出发，这就构成了以下问题： 间隙核３号的大小与对同性或者异性的欲望相关，还是与某些男性行 为相关（比如爬到性伴身上，或者进行插入性交）？在对老鼠进行的 早期荷尔蒙影响的研究中，将雄鼠爬到性伴身上定为“正常”，而不 是以它对性伴性别的兴趣为标准，而在当今北美文化，同性恋着眼的 是性伴的性别，而不是某种性行为方式。 列维在处理脑部样本方面小心翼翼，但他对于死者的性倾向的假 设却流于粗糙，这种差异令人深感惊讶。当医院档案将某些艾滋病死 者的性倾向定为同性恋时，列维似乎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性行为 是非常多样化的，列维的样本也很有可能包含了各类性欲和性行为的 人。那些死因不是艾滋病的死者在缺乏其它证据的情况下，被想当然 地归类于异性恋者，这在男同性恋研究者中是极为常见的。列维在总 结研究结果中，也提到其中一名死者是双性恋者，但他还是将之归到 同性恋者的样本中。这种混淆说明了列维及其同行在一系列研究中所 出现的问题之一，即他们假设同性恋是一种单一的性本质，从而难以 严肃探讨那些不属于同性恋－异性恋的简单二元分类的其它性感情和 行为。相关的问题也出现在迪恩·哈默的基因研究中。 总的说来，当科学家从事小样本研究时（比如列维），几个不具 代表性的个人的参入就可以使实验结果发生偏差。不管样本的大小如 何，普遍承认的科学标准只有在不同的实验中获得同样结果后，理论 才能受到确立。即使列维的研究结果最终得到了证实，我们也不能断 定脑部的结构差别导致了性倾向的不同。 列维本人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抱相当审慎的态度，并小心地声称 有关人类性倾向的全面解释需要检视众多生物和环境因素的作用，但 他在《性之脑》一书中，却大谈特谈性倾向的生物性成因必将受到科 学的证实：“随着分子基因学和神经科学的飞速发展，我们对于自身 本性的认识，包括对于性欲望及其它体格和心理生活的了解，都将日 益受到生物科学的主宰。”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他坦言生物成因最容 易受到众多同性恋者的赞同：“我的研究使一些同性恋者终于可以 说：‘我生来如此。’并不是某种思维或者某些人际关系使他们后来 变成了同性恋。对于这些人，我是深怀同情的。” 有相当一部份研究者赞同列维的解释，认为生物因素是人类性欲 的最重要成因（如果不是全部成因），他们在近年来开始寻找基因影 响性倾向的证据。同性恋基因的观点最早由爱德华·Ｏ·威尔逊提出， 他于1975年首创将基因学应用于社会学，创立了社会生物学。从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公开的同性恋精神病专家理查德·皮勒积极地寻 找同性恋基因在家族中的呈现，他也是1973年敦促美国精神病学会将 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的积极倡导者之一。象列维一样，他希望自己 的研究能够赋益同性恋社区。 皮勒与心理学家迈克尔·贝雷合作，探索基因对于男女同性恋倾 向的影响。在对男性的研究中，他们招募了那些家中有卵生兄弟或者 领养兄弟的同性恋者，然后比较一对对兄弟的性倾向差别。接受测试 的人被问及一系列有关个人性感受和性生活的问题，用以归类他们自 我认同的性身份（比如一位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者是否有着相当多的双 性恋经历）。他们发现，那些单卵卵生兄弟中有50％的人是同性恋或 “双性恋倾向极为强烈”，而这种发生率在双卵卵生兄弟中为20％， 在父母领养的兄弟中仅为11％。 他们将以上数据送往电脑检测，以消除招募实验样本时所产生的 偏差，但结果表明这与基因的组合相符：单卵卵生兄弟的基因完全相 同，双卵卵生兄弟的基因有一半相同，而领养的兄弟则不具备任何相 同的基因。这说明性倾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响。如果有人认 为环境是促成性倾向的唯一原因，那么领养的兄弟在同一环境下长大， 其同性恋的发生率应该和单卵卵生或双卵卵生兄弟的一样。 贝雷和皮勒后来也对女同性恋者及其姐妹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所 得的结果和男同性恋者的非常相近，这说明了基因对于女同性恋倾向 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然而，皮勒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坦白，类似于男 同性恋的研究方法也许不能够适用于女同性恋研究： 我觉得女性在性倾向方面更具有灵活性，她们并不常把自己 定为同性恋或异性恋。通常你对超过三十岁或者三十五岁的 男子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很少会说自己是双性恋，多数 人会说自己是同性恋或异性恋，这种非此即彼的现象很常见。 女人经常会说：“这取决于我跟谁在一起，处于什么样的关 系……”她们经常可以维持女同性恋关系，或者异性恋关系， 在两种关系中都可以自处。你也许会称更多的女人为双性恋，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但我认为女人的性倾向其实比男人的要 复杂得多。我觉得，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女人的性倾向，实 在困难得多。 以上这番话就很好地道出了将男同性恋的模式套在女同性恋上所 可能导致的问题（而列维则希望对女同性恋者也进行一番脑部研究）。 贝雷和皮勒确实将女人归为双性恋，虽然他们也认为这种标签也许并 不足以说明复杂的现实情况，但一些研究者却试图通过操纵研究结果 使之符合男性模式，以避免进一步说明两种性别之间的差异。同时， 贝雷和皮勒的研究没有考虑到种族和阶级对于性倾向的影响，因为他 们的研究样本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中产阶级人士（见注５）。 皮勒强调他探讨环境和先天因素的互相作用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 会成为同性恋，但象列维一样，他似乎更钟情于遗传（即基因）因素， 而非环境的作用。在1991《纽约时报》的一篇署名文章中，贝雷与皮 勒一同表示“科学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性倾向是天生的”，并认 为这种趋势“对同性恋者及其支持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它有助 于抵制有关成年同性恋者“教唆”青少年成为同性恋的说法。 迪恩·哈默于1993年发表的基因研究令一些对同性恋的生物成因 深感怀疑的学者也深感信服。他沿着贝雷和皮勒有关男性性倾向的研 究，更前进了一步。哈默等人不仅查看了家族内部男同性恋亲属的发 生率，而且试图从同性恋兄弟的基因中寻求某种ＤＮＡ。他们发现同 性恋兄弟的Ｘ染色体中的某一区域（他们称之为Xq28）的相同性比正 常概率所得出的估计要高得多，他们因此认为，这部份Ｘ染色体中的 基因对5％至30％的同性恋者的性倾向有着影响。 哈默的研究方法比较复杂，而媒体对之的炒作更是热闹，但我们 必须明白，哈默并没有发现所谓的“同性恋基因”，他只是说Ｘ染色 体的某个部份或许含有这种基因。即使发现了这种基因，它也只能解 释一小部份男同性恋者的性倾向起因，并不能说明所有的同性恋者都 具有这种基因，而具有这种基因也不一定导致同性恋。哈默没有研究 那些具有不同性倾向的兄弟之间的Xq28，但假定有些男同性恋者的异 性恋兄弟也会具有同样的基因。他提醒说，即使我们对于基因的认识 越来越多，我们仍然不能够通过基因分析来断定某人的性倾向，“因 为基因与许多生物、环境、社会、文化和时代因素发生着相互作用”。 以上这些都是必要的因素，因为生物性成因的诱人之处就在于他 们似乎能够对于每人的性倾向都做出解释，而这正是社会建构主义理 论所无法做到的。有关同性恋基因的报导似乎可以明白无误地回答以 下问题：“为什么马特洛维奇下士（或者詹姆斯·鲍德温或拉瑞·克 莱默）是长大后只喜欢男人，而不喜欢女人？”（见注４）然而，哈 默自己却说：“我们的研究结果基于对于一组人的统计，而不能说明 每个人的单况。” 象赛蒙·列维和理查德·皮勒一样，哈默似乎在研究结果的有限 解释力和对生物学在解释性倾向方面的巨大前景之间摇摆不定。他的 著书《欲望的科学：寻找同性恋基因与行为的生物学》似乎暗示着科 学已经成功地解释了欲望的由来，同性恋基因不仅一定存在，而且即 将被发现。5％至30％的男同性恋者的性倾向受到基因的影响，这本身 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加之基因理论虽然鲜为人知，但却非常引人 入胜，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哈默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做出进一步探讨。 先介绍一些有关基因和染色体的常识。在日常谈话中，我们似乎 将基因当作了某种具有完整结构并且能够被观察到的物质，就象一串 项链中的珠子或者豆荚中的豆粒。媒体报导科学发现时所使用的语言 也往往使人这么去想，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发现了这个那个基因。常人 经常做出以下想象：科学家们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基因，兴奋地大叫： “终于来了！”然而，对于生物学家来说，基因并非具体的物质，而 是信息的片断，是确定氨基酸排列顺序的ＤＮＡ分子，氨基酸是蛋白 质的组成部份，或者决定蛋白质是如何合成的，而蛋白质是所有有机 体的重要组成物质。 人体的每个细胞有23对染色体，每对的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 自母亲。每个染色体包含一个长串ＤＮＡ分子，并带有制造大量蛋白 质的指令。迪恩·哈默声称找到同性恋基因的Xq28区域位于Ｘ染色体 内，那个区域大概有两百个基因。 哈默之所以将针对男同性恋的基因研究集中于Ｘ染色体，是因为 其研究样本中的男同性恋者在家谱中并不呈现出平均的显示，而是看 到有的家族中明显具有同性恋人群。在那些有同性恋兄弟的人中， 14％的人是同性恋；在那些兄弟并非同性恋的人中，2％的人是同性恋。 哈默认识到，后一组人的男同性恋发生率远远低于我们平时所看到的 同性恋者占人口比例的统计数字。他这里使用的是非常严格的同性恋 定义，即只将那些自称为同性恋者的人归为同性恋。 除了同性恋者的兄弟中更有可能出现同性恋者之外，哈默还发现 来自母方的男亲属更有可能出现同性恋者，而父方的男亲属并不如此。 这使他做出了以下假设：同性恋倾向的基因必定是从母亲那里传过来 的。 由于22对常染色体（即不带性信息）包含着来自父亲和母亲两方 的ＤＮＡ片断，而哈默的证据表明了来自母亲的遗传，因此他假设男 同性恋也许和来自母亲的Ｘ染色体有关。（女性有两个Ｘ染色体，一 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他招募了一对对同性恋兄弟，从他们 身上获得了ＤＮＡ样本，分析了他们的Ｘ染色体。他寻找的是ＤＮＡ 印记，也就是指明染色体区域的ＤＮＡ片断，虽然这些ＤＮＡ印记的 作用也许和所寻找的基因大相径庭，但却也能够表明哪些基因是一起 受到遗传的。 对于每一个ＤＮＡ印记，他检查是否在两兄弟中完全相同。由于 非卵生的兄弟具有一半相同的基因，因此有一半的ＤＮＡ印记应该是 相同的。哈默这样描述其研究结果： 这项研究的结果很值得注意。在Ｘ染色体上，绝大多数印记 在同性恋兄弟中处于随机分布，但在Ｘ染色体的长串末端， 也就是在Xq28区域中，同性恋兄弟中发现了令人注目的相同： 33对基因具有同样的印记，而只有7对基因没有呈现出这种相 同。虽然研究的样本并不大，但结果显示出统计显著：这种 不均比率随机出现的概率低于1/200。控制组的314对兄弟是 随机取样而得，我们可以假设他们为异性恋，其Xq28印记的 分布是随机的。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以上结果，我们必须指出，这些印记的相同性 只存在于两位兄弟之间，而不是一对兄弟和另一对兄弟之间。印记本 身并非基因，它只是指明基因所在地的ＤＮＡ。由于哈默的证据表明， 同性恋兄弟拥有同样的印记，这就令人信服地表明，至少某些男同性 恋者的性倾向是受到遗传影响的结果，虽然他并没有确切地找到同性 恋基因。 象列维的研究一样，哈默的研究也有待其他学者的重复。就象其 它复杂的研究一样，这个研究的设计和结论也应该受到各方面的质疑。 比如说，统计学家尼尔·J·里奇认为统计显著水平不够理想，而威廉 ·比恩和其他人则认为哈默还应该比较一下性倾向不同的兄弟之间的 Xq28区域。 虽然哈默使用了设计仔细的问卷来确定受测人群的性倾向，但他 对性倾向范畴的认识却象列维一样天真，认为人人都能够被贴上同性 恋或异性恋的标签，而且也没有想到其样本几乎是清一色的受过良好 教育、具有自由派思想并已经亮明同性恋身份的白人，但这样的家庭 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如果他将双性恋考虑在内的话，他也许会发现所 谓的同性恋基因并不能解释中间或者混合式的性倾向。 然而，与贝雷和皮勒的研究相结合，哈默的成果提供了迄今为止 最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说明至少部份男同性恋者的性倾向来自先天 性的生物影响。（虽然哈默认为双胞胎和家谱研究提供了有关女同性 恋受到遗传影响的证据，其研究结果却未能说明何种染色体对之产生 影响。） 所有有关遗传影响的研究结果在目前仍然处于假想阶段，而我们 也知道，这种影响和无数非遗传因素发生着难以预料的相互作用，而 这些因素包括从子宫环境到心理和文化环境的诸多方面。在实验中， 哈默测试了几种有关荷尔蒙影响的假设，但最终摒弃了它们，最令他 感兴趣的是Ｘ染色体中的某一个基因也许能够解释赛蒙·列维所指的 脑部结构差异。 虽然哈默假设受到先天影响的生物机制直接影响着性欲，但几位 其他研究者认为基因也许对性倾向起着某种间接作用。艾德·斯坦一 直就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之间的争论发表文章，并试图找到两者之间 的共同之处，他认为基因也许影响着脑部结构，从而影响着人们如何 看待世界，这就使现代社会的一些美国人自我认同为同性恋，而在印 第安传统中，他们就会成为伯达奇。 神经学专家威廉·比恩也同样倡导一种更为复杂的模式：“某种 基因也许影响着个性特徵，而这种个性特徵可以对人际关系和生活的 主观感受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了人们对于性倾向的认识。”类似的倡 议虽然也象哈默等人的研究一样，处于假想阶段，但它们至少没有回 避基因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而哈默和列维等人虽然也承认 这一点，但他们真正钟情的却是诸如脑细胞和激素等因素。基因控制 着蛋白质的合成，而人类性欲多种多样，这两者之间显然有着巨大的 鸿沟，而哈默和列维等人的简单化思维并不足以填补这个鸿沟。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遗传和其它生物因素对于同性性行 为或者异性性行为所起的鼓励作用，而同时摒弃诸如哈默、列维和皮 勒等研究者所倡导的生物决定论。总的说来，这只是一个强调什么的 问题。威廉·比恩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基因研究对于环境作用的看法： 这些有关遗传研究的重大发现表明，尽管基因、产前和产后 环境可以取得完全一致，但仍然有一半的卵生兄弟没有呈现 出相同的性倾向，即一人是同性恋，另一人是异性恋。这个 发现本身就说明，我们对于性倾向的起源实在知之甚少。 对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察表明，在简单的有机物中， 一个简单的基因型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一大片表现型。比如说， 从同一株植物上获得的切片如果栽入纬度不同的同一种土壤中，其成 长和开花也会有所不同，而且其变异往往难以预料──一棵在低纬度 和高纬度中能长得很高的植物在中间纬度里则可能长不高。由于人类 比植物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想象用假设的同性恋基因来解释基因型 到表现型的发展，将是多么困难。 知道了以上这些情况，那么最近一些年来的研究说明了什么呢？ 假如人们认为这些发现足以抵挡所受到的各种批评，并且有关实验能 够受到重复（在这个方面，哈默的实验比列维的更具操作性），那么 确实有证据表明，至少某些男同性恋者的性倾向受到了先天因素的影 响。然而，这些发现对于预测某人的性倾向来说，似乎毫无用处。虽 然这些证据表明，一个人在生命的开始并非白纸一张，但这并未说明 起初的记号如何发展为日后复杂的性欲。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提供 有关成因的解释。虽然这些研究结果试图表明，我们目睹的各种情感 和行为来自某种统一的性倾向，而这种性倾向可能源自某种共同起因， 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推测发展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多样性。 那么这一切的热闹有什么用？媒体的哪些醒目标题意欲何在？为 什么众多的科学家都争先恐后地声称已经揭开了性欲之谜？要回答这 些问题，我们必须放眼所提到的研究之外，审视一下科学在我们的文 化中所拥有的权威地位，以及生物学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所享有的时 髦。 第６章 渴望科学 文化总是在寻找起因……如果有关同性恋的成因是出自生物， 我们的生活就容易多了，对于那些希望消除偏见的人来说， 这是多么吸引人……科学是我们的上帝，如果科学说同性恋 是一种正常，那就等于上帝说它是一种正常。 ──大学生珍妮·霍亨伯格 我们在前面一章里已经看到，有关同性恋的生物起因有着悠久的 历史，时盛时衰，但经常重复着同一主题，即男同性恋者有着女性化 的身体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有关同性恋的生物起因只是延 续以往的看法而已。同时，现代社会具有自己的特征，因此我们必须 结合这些特征来展开探讨。现代的一些看法受到社会生物学的影响较 深，社会生物学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某种修正，现在基本上还处于假 想阶段，但在基因图谱和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等工程的耀眼光辉下，社 会生物学不仅获得了雄厚的研究资金，而且经常受到媒体的炒作。人 们认为科学理论有助于为自己不同的性生活方式争取到更多的空间， 这种渴望能够转化为某种政治力量，但它也使人们躲开了反思基本价 值和改变社会习惯方面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有助于抵抗由性别、种族 和性倾向等差异而造成的偏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有关性倾向和生物因素之间的关系的新 发现是错误的，或者多数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是出于偏见而刻意 行事。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必须仔细审视生物学方面的证据，既注意 其实验证据和有关诠释是否禁得起挑战，又估测这些新发现在政治和 社会理解方面会施加何种影响。 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艾德华·Ｏ·威尔迅于1975年发表的《社会 生物学：新的综合》深具影响，此书对同性恋的基因决定论起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威尔迅大胆地将进化论、基因学和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 试图解释社会行为的生物起因。社会生物学是达尔文进化论的间接后 裔，但其着重点并非适者生存，而是个体的繁殖行为，并假设个体能 够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另一名社会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 《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论点，并认为基因可以被 视为拷贝单位，其目的在于保证这种拷贝将被传递到下一代中。 以上的理论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战。有人报怨说，社会生物基因对 应了个人的最佳存在状态和资本主义社会，这非常令人生疑，而且社 会生物学声称几乎可以解释任何社会现像，同时又无需提供任何证据， 因为我们对于基因的进化历史实在知之甚少。社会生物学也发出了一 些令人不安的政治信号，它似乎认同了大男子主义和暴力的合理性， 因为它们有助于基因选择，所以应该受到容忍。 从以上的小结中不难看出，性行为在社会生物学的理论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所以迪恩·哈默对此钟有独情也就不足为怪了，“自私的 基因”正中其下怀，他当然会迫不及待地探讨同性恋基因如何参与繁 殖。威尔逊对哈默的著书《欲望的科学》赞誉有加，无非是同行间惺 惺相惜的表现。 哈默认为自己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为社会生物学的中心信条── 即基因与负责的行为有着关联──提供了第一例证据。他没有将基因 和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犯罪、酗酒和极度消沉情绪等相提并论，只 是说这些发现尚未受到重复实验的证实。 对基因解释提出批判的人士警告说，所谓的行为特征并不等同于 诸如眼睛颜色等遗传特性，所以如果假设两者都可以用基因来解释， 纯属鱼目混珠。诚如吉斯拉·卡普伦和莱斯利·罗杰斯在文集《挑战 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并非只有基因才能解释》中写道： 行为和基因处于完全不同等级的组织，两者被很多步骤和功 能所分开。基因是生化过程，而行为则是牵涉到整个有机体 的表达。当然，这不等于说基因对于行为毫无影响，而是说 我们不能够忽视发展的过程和环境对于基因表达的影响，不 能够象社会生物学家那样从基因来推断行为。 哈默的论据很好地说明了试图从基因来解释行为的那种大胆而莽 撞的努力，而基因学家凡尔·伍德沃德受此启发，用社会生物学的口 吻来谈“基因是一种隐喻”。哈默曾经写道： 也许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同性恋基因’是如何进化的”， 而是“是否存在着与性欲有关的基因”。我们所知的进化和 自然选择的理论都认为确实存在这样的基因。因为进化选择 了那些有利于繁殖的基因，所以一定存在着那些鼓励男女性 交并生儿育女的基因。 以上这段文字混淆了性欲、异性恋行为、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 和抚养子女的行为。哈默试图用基因来解释人类行为，这在一系列复 杂的人类心理、社会组织和文化形式面前显得极为单薄。哈默将性倾 向简单地归类于永恒不变的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并故意避开双性恋， 这样做就有效地排除了各种质疑的可能，并使有关同性恋基因的证据 符合自己原先的设想。在哈默或列维的科学方法下，任何信息只要不 符合现有理论或者他们偏爱的研究模式，事先就难以出现，或者消失 无踪，仿佛他们并不存在一样。 基因技术的进步为哈默的研究提供了支持，而这种进步得益于政 府资助的人类基因测序工程，这项昂贵的工程试图对２３对人类染色 体做出全面的测序，第一步就是辨认出与各种特征有关的印记。研究 者们希望最后搜集到一套核酸碱基对，也就是ＤＮＡ内的链接。为了 说明这项工程的复杂性，哈默认为同性恋基因所在的Xq28区域内共有 五百万对，最后完成测序的共有３０亿对。 分子生物学家及其有关倡导者夸言说，人类基因图的完成将为治 理各种社会恶疾提供启示，或者有助于人类加深对自身的了解。然而， 女性主义生物学家鲁丝·胡巴德提出警告说，由于人们对于蛋白质合 成的基因密码和有机体的整体功能之间的相互影响知之甚少，人类基 因测序工程的结果也许最终将得不偿失。“这种研究也许无法揭示基 因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但它可能夸大我们文化中对于基因和遗传的神 秘性的过份重视。”她这样写道。 媒体和公众对于哈默这个有限而带有问题的研究怀有强烈兴趣， 这正说明了这种神秘是如何出台的。这种神秘的负面反应在最近理查 德·赫尔斯坦和查理·莫瑞合著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 一书所得到的体面关注中受到了证实。这本书漏洞百出，将有色人种 和贫穷者归咎于他们在基因方面无法和白人中产阶级相比，带有浓厚 的种族主义色彩。当然哈默不同于赫尔斯坦或莫瑞，他非常警觉自己 的研究会对同性恋者造成何种伤害。然而，无独有偶的是，《纽约时 报书评》将哈默的书、艾德华·Ｏ·威尔逊的回忆录和《钟形曲线》 放在一起，在“基因如何能够解释我们？”的标题下对它们展开共同 评论。 那些无法用某一种明显的原因来解释的现象来说，基因似乎能够 提供简便的起因解释，这正是其吸引人之处。女性主义基因学家安妮 ·佛斯托┄斯特林对这种过于简单的方法提出了反对：“虽然我非常 愿意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但我发现现代科学的既有概念和工具并不 足以描绘某些现实，特别是那些有着多方面成因的现象，即那些可以 由多种渠道达成的现象。复杂的社会行为就是一例。” 理所当然，那些最强烈反对基因解释的人士中，不乏女性主义者 和反种族歧视活动家，因为遗传推因往往与妇女及有色人种的利益相 违背，比如佛斯托┄斯特林的著书就名为《性别之谜》。这些学者的 工作与本章的讨论密切相关，因为有关性倾向的生物理论中就包含着 未经检视的有关性别的假想。 女性主义者对于社会性别（gender）和自然性别（sex）的区分 来自对本质主义有关男性和女性的定义的挑战，也就是说，某种形状 的生殖器官或者染色体组合是否应该遵循某种不变的生命轨迹。这个 挑战与早期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思想以及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 “任何女人都能做同性恋”的看法直接有关。这些人士也许在性欲的 起源以及有关个人性身份的易改性方面持了一些错误看法。然而，人 们通常认为男人和女人是永恒而内在的不同动物，生来只被一种性别 所吸引，而女性主义者在抵抗这些社会习惯看法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 有益的尝试。 如果接受对同性或者异性的吸引是天生决定的话，这不仅承认了 同性恋或异性恋是真正的类别，而且承认了社会性别并不只是由生殖 器官或者染色体所决定。这也意味着，我们现在所说的有关社会性别 的意义其实并非意义，至多只是某些固定的特征而已。 但以上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因为跨文化研究已经表明，虽然性别 在全球各地都很重要，但有关男女的真正含义却因文化和社会阶级的 不同而有着较大差异。比如说，桑比亚的青少年必须对成年男子进行 口交，因为吸食精液被认为是获得男子气概的必径途径；而在当代美 国，对同性进行口交的男性将遭受极大侮辱。换个例子说，反对奴隶 制的黑人活动家索乔娜·特鲁斯于1851年在著名的《我难道不是女人 吗？》的讲演中，对于怜香惜玉的社会习惯提出了挑战：“男人都说， 妇女应该被扶上车，应该被抬着过泥地，应该养尊处优。然而，没有 人扶我上车，没有人抬我过泥地，我也没有养尊处优。难道我不是女 人吗？” 人们期望男人或者女人应该如何呢？显然，这种期望在特定的文 化环境中根深蒂固，我们对之已耳濡目染，并已不由自主地加入了这 个过程，尤其在我们成长初期。对于某些人来说──尤其是同性恋男 女──某些外表特征深具重要性。在某些文化或某个时代，异性恋男 子将肥胖的女性视为眼中的西施。在古希腊，男性公民将社会地位低 下的其他男性视为情色对象，英国上层社会的男士也是如此，Ｅ．Ｍ． 福斯特和艾伦·霍林赫斯特的小说里就出现过这样的描述。在今日美 国，媒体上的征友广告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人们感兴趣的不 仅仅是挂着阴茎或者带有阴道的肉体，而是“吸引人的男人或者女人” 的一连串特征。 不管如何，我的看法如下。就象其他人一样，我也遵循一定的性 别规则，但心里只认为性别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概念而已。为 什么它会时时让我觉得恍惚？这种经历就象一场视觉上的幻觉。走在 地铁站里，我会对自己说：“那女人看上去很漂亮。”而当我走近几 步时，发现他原来是个男人。 当然，也许是睾丸酮的作用使我获得了某种中性脑，使我在性倾 向方面更趋向于双性恋，以致“误读”了性别。但我认为并不如此。 在同性恋社区里，我习惯于看到人们在性别认同方面并不墨守成规， 而这种创新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份。有时候我会佩戴一个胸徽，上面 印有歌手帕蒂·史密斯的唱词：“我个人认为，做任何一种性别都象 是易装表演。”一位名叫特希尔的双性恋学生这样写道：“我对特别 具有男子气的男人不感兴趣，我喜欢那些重新定义自己性别的人，他 们的这种做法很令人感到兴奋。” 那些偏信基因决定性别的人一般难以相信重新定义性别的可能性。 相反，他们认为性别是一种内在的赋予，而脑中或者性腺中的某些机 制使我能够辨别“同性”或者“异性”，并使我们感受到吸引。比如 哈默就写道：“在多数情形下，男同性恋者仍然是‘真正的男人’， 女同性恋者仍然是‘真正的女人’。”但他却拒绝详谈“真正的男人” 和“真正的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性学家约翰·马涅认为，既然性倾向只是说明受到何种性别的吸 引，“性对象的肉体性别并不一定需要和染色体或者性腺（如睾丸和 卵巢）的性别相一致，也不需要和人体内部的生育构造相一致。比如 说，一个人接受从男性到女性的变性手术后，其外形就为女性，人们 对她就会做出象对女性一样的反应。”但那些接受变性手术的人是否 能够让人接受他（她）们的新性别呢？除了外形的改变之外，他（她） 们是否还应该接受肢体语言和举止方面的训练，改变自己的谈吐方式， 等等？ 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就带出了西蒙娜·布伏娃提出的说法，即女 性并非天生，而是后来养成的结果（对于男性也是如此）。这种看法 所招致的反对意见亦非常强烈。女同性恋人类学家盖尔·鲁宾在经典 散文《女性的交流》中写道： 男人和女人当然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不等于日与夜、天与 地、阴和阳、生与死之间的不同。事实上，从自然的角度来 看，男性和女性间的相近胜过与任何他物的相近，比如说山 峦、袋鼠和椰树等。如果认为男女间的区别强于他们与其它 万物的区别，这种看法并非出于对自然的了解……单纯的性 别身份间的差异并非自然百态的表现，而是对于自然中相似 之处的压制而已。 鲁宾的以上话语刺中了将男女性别截然对立的看法，而这种看法 在西方文化中尤为突出。威尔·罗斯科在印第安人的祖米部落中研究 伯达奇现象时，观察到了一种对于性身份所持有的灵活而非本质主义 的态度，也就是说将性别视为后天获得而不是先天生来，而这种看法 也使部落中产生了一些属于中间性别的人。塞里娜·南德也注意到印 度的海吉拉人──即那些生来为男身或者两性人，但采用女性装束 （有的还接受过阉割）并担任一定社会角色的人──所处的就是“非 男非女”的地位，因为印度教鼓励对立力量的混合。 马丁·温伯格、考林·威廉斯和道格拉斯·普莱奥在八十年代时 对旧金山的双性恋社区展开了调查，他们于1984年发表的《双元吸引： 理解双性恋》一书就说明了近年来试图概括各种性倾向的努力。作者 们指出，将性倾向的起源归因于脑部和基因的做法阻碍了对双性恋的 理解，因为这些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倾向于对同性和异性都感 兴趣，难道我们也需要去寻找一下双性恋基因吗？生物学在于解释某 些人所经历的欲望的改变时，似乎说服力不强。 人们并不一定对同性或异性怀有不变的欲望。他们有时候同 时受到两性的吸引。有人也可以在很多年来一直受到异性的 吸引，但后来转为喜欢同性。他们也可能在两性之间游离， 没有固定的做法。“双性恋”的模式并不罕见。 温伯格及其同事使用的是“性偏好”一词，而不是“性倾向”， 这样就“可以强调人们在构筑自己性欲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这样做 并不意味着人们具有完全自由的选择，或者他们可以突然决定喜欢哪 一个性别，但性吸引比生物学的解释更为复杂。” 《双元吸引》认为，双性恋是一种难以维持的身份，因为社会压 力总是迫使双性恋者选择了异性恋或同性恋。异性恋者对于双性恋者 怀有恐同情绪，而一些男女同性恋者认为双性恋者对自己的性倾向感 到困惑或者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把他们视为一群利用自 己的异性恋优势来拒绝亮相的“摇摆派”。作者们比较了那些自认为 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者的人的心理感受，结果发现这两者之间并非泾 渭分明，而那些自认为双性恋者的人在欲望和行为的许多方面和那些 自我认同为同性恋者的人很相似。这就使以下的现实成为可能：“如 果二元吸引给人带来困惑的话，那么性身份有助于稳定性偏好。一旦 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它就能决定你应该做什么。” 作者们也发现，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早期的性吸引和性经验往往 预示着后来的性倾向。那些自我认同为双性恋的人经常先有和异性进 行性接触的经验，后来又增加了同性性接触的经验。同时，这三种性 身份的人都显示出“双性恋的潜能，表现在他们早期的经历都包含着 对于两性的感情和行为（而很多人进入成年时继续保持这种趋势）”。 为了解释这个发现，作者设想出一套性身份的渐成模式，这套模 式说明了性偏好就是人们将自己的情爱兴趣引往何处。在这个模式中， 源自身体刺激的快感与性别相联，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每人都知道 两性会对人产生何种情爱刺激，而只对某一性别发展出情爱兴趣“需 要去除、废弃或者压抑”对同性或者异性的欲望，从而成为异性恋或 者同性恋。双性恋具有“开放的性别设计”，将个人的性别和性欲望 相分离，使他们能够在早期就注意到男人和女人的魅力。 研究者无法给出一个满意的理论来说明为什么有些人具有“开放 的性别设计”，但他们注意到对性别的敏感似乎起了一定的作用，比 如在那些双性恋变性人中，对于传统性别分类的困惑和矛盾贯穿着毕 生的经历，这使研究者严肃思考性别和性欲之间的关联。许多女性表 示，女性主义有助于他们理解到，自己的性欲并不等同于异性恋。 《双元吸引》留下了许多问号，“开放的性别设计”理论不仅无 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维持对于两性的情爱兴趣，更令人难以理解 的是，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有些人何以能够“去除、废弃或者压 抑”对于异性的性欲望？ 尽管具有以上的局限性，这项研究至少是基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 描述，试图通过这个方法来解释性身份的形成，况且也考虑到了各种 性欲的表达，而不是因为生怕有些欲望会给研究增添难度而将它们排 除在外。此书中所描述的双性恋显然是某个特定的时代和场合下出现 的。研究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触到同性恋社区，但十年之后，艾 滋病的沉重打击使社区面目全非。他们的发现并非只是证实了一种永 恒的性身份，一种恰巧介于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中间状态，而是人们决 定自己性身份的一种相对力量，这并非出于方便或者随意，而是主观 意愿与性别的一系列复杂含义相互作用的结果。 与同性恋学生的一席交谈说明了以上的这种复杂性。在秘鲁长大 的学生威尔伯·凡伦苏艾拉从小就注意到自己与众不同，那就是他喜 欢男人。他想玩洋娃娃，但父母不允许他这么做。母亲送他去军校， 希望他成为一名“正当的男孩”，结果他在那里吃尽了苦头。来到美 国后，他在普通高中受尽了同学们的嘲笑，最后进入了哈维·谬克高 中，这是纽约的一所专门为男女同性恋青少年设立的高中。 凡伦苏艾拉就读大学一年级时，我认识了他。他可以被称为骄傲 的同性恋者，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完全明白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并且坚信人人都应该对性倾向感到坦然自若。一年之后，他的态度有 所改变。他仍然是一名确定无疑的同性恋者，而且我认为他今后也是 如此，但他现在对于性欲望的细微变化很有兴趣，并且坦言自己有时 候也会觉得女性对他有着吸引力，但并没有在这方面有所举动，因为 他不知道自己对异性性对象应该做些什么。他提到在同龄的同性恋朋 友中也听说过这种感受。 我当时想：当然如此！盛行的观点一直认为，男性在性行为中一 定要主动，即要求他马上勃起，一直维持到在阴道性交中达到高潮为 止，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那些偶尔对女性发生兴趣的男同性恋者为何 在异性恋行为方面举步不前（许多男异性恋者也怀有这种恐惧）。这 种情况使许多研究者只将性倾向归类于非此即彼的同性恋和异性恋两 类。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塔希尔对于重新定义性别所发表的看法，她这 样写到自己的矛盾心理： 双性恋是个滑头的东西，不管他们想当异性恋还是想成为标 准的酷儿，都不会自称双性恋，连我自己也是如此，至少我 在某些场合下不会这么做。要我说自己是“我是双性恋”， 肯定会张口结舌。以前我总是这么想，如果能够与这个令我 神伤好几年的男孩斩断情丝，我从此就能够只钟情女孩，而 不会象某些女同性恋者那样心怀羞愧……但为什么那些带有 酷儿味道的女同性恋朋友说她们与男人相爱时，我还是会心 生紧张？如果我告知类似的情况，她们肯定也会对我心怀不 满。我们是否都是出于同一种恐惧，仿佛阴茎一出现，我们 的酷儿风采就会烟消云散？ 以上这番坦白道出了这场争论中所具有的政治和个人风险。长期 以来，同性相吸在西方社会一直受到贬损，或者堕入黑暗，或者被剥 夺社会空间，无法享受异性恋欲望所拥有的公共和制度性支持。对付 这种贬损的唯一反应就是采用“同性恋宣传的伦理模式”。这种模式 认为，男女同性恋者是与异性恋者具有根本不同的人群，但虽然不同， 两者之间还是具有可比性：同性恋者是一群具有明确定义界线的人群， 他们有权得到一切权益。 如果企图模糊这种界线，使身份趋向模糊，这就有可能使同性欲 望再次被强大的异性恋世界所吞噬，再次消失。与此同时，它也暗示 着相反的威胁（或者前景）：同性恋之河将漫溢出堤，有关同性恋 “教唆无辜者走向堕落”的老调将被重弹。 以上两种立场都有一定道理。同性恋男女是真实的人，她们的性 欲往往也和异性恋者的一样，很容易被预料到，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 并有需要、能力和权利围绕着这些利益展开政治活动。与此同时，他 们的个人身份并不一定处于静止，很多异性恋者也是如此。同性恋社 区的特点受到历史条件的决定和影响，在将来也会发生变化。 有关性倾向的生物决定论正逢我们对自己的现状充满了失望。曾 几何时，我们对于社会进步充满了信心，但现在这种信心受到了挫伤。 目前以科技为中心的文化试图主宰和利用生物圈，我们需要对此做出 反应。这样说来，生物学岂不是解释我们命运的最佳工具？艾滋病的 蔓延很好地说明了生物力量如何能够对个人身体和社会体制大开杀戒。 生物学理论具有希望的一面，它们可以证明同性欲望的现实性， 从而有助于加强同性恋身份和社区的建设。然而，生物学理论也具有 某些危险：将全球千姿百态的同性欲望和行为归结到一种简单的解释 性模型，而这种模型的建立只是基于北美一小部份富有的白人男同性 恋者；很多其他人（特别是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其他性文化中的 同性伴侣）一概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性欲被视为困惑、变态、幻 想或者缺陷；摈弃所有潜在的边缘人身份，将同性恋者作为少数民族 的状态归结到某种夫权文化的产物；同性恋社区内可能会产生某种歧 视对待，那些具有“同性恋基因”的人被视为“真正的同性恋者”， 而其他人仍然是“潜在的异性恋者”（蔼理士就曾经将“性倒错者” 归为这两类）。而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会遗忘文化的产物，比如我 们的身份，我们受到社会建构的欲望，而这些产物就象脑部间隙核和 ＤＮＡ片段一样真实、重要和珍贵。 第７章：“那架神秘的老式磨碎机” 本书在开头提出了三个问题： 问题１：性倾向是一种天生的本性，还是随着个性的发展而逐渐发展 起来？ 问题２：性倾向是一种不变的特性，还是会随着时间的转换而变化？ 问题３：性倾向是否仍然在各种文化中都存在，即使有些文化和我们 现在所处的不尽相同，或者性倾向只是我们文化（主要是带有城市化 色彩的西方社会）中对性身份的一种指代？ 以上这些问题贯穿一场持续至今的争论，虽然此书无法对此盖棺 论定，但我试图公平地呈示出各方的看法。与此同时，我自己的立场 也已经在叙述中袒露无遗，现在我就对此总结一下。 当今那些深具名望的科学研究者至今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 说明性倾向是受生物作用影响的结果，而每人都谈到了天生特性和环 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他们中有一些人非常倾向于用先天决定论 来说明性倾向的定义及其由来。我不同意这种先天决定论，但也不完 全排除以下可能：也许有朝一日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遗传和其它 因素对于某些复杂的行为起了一定的鼓励作用。 以上这种理解要求我们超越用单一的成因解释来看待性倾向。孤 立的生物研究并不是了解性爱的有效方法，研究者应该更频繁地关注 有关性身份的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而不是象过去那 样，认为一种成因解释可以说明同性欲望和异性欲望的由来，我们应 该注意到性爱的各种表达。 人们的性倾向可以而且确实发生着变化，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个 人都能够改变，或者人们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性倾向，或者对于改变 不改变做出某种道德评判。性欲望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和矛盾性并不意 味着我们注定生活在混乱中，但这也不说明我们享有无尽的可能，诚 如墨西哥裔女同性恋作家格罗利亚·安扎尔杜阿所说：“身份象一条 河。” 有人认为，如果承认性倾向的灵活性，这等于为那些顽固的反对 者提供了攻击的弹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顽固分子并不遵循理性和 逻辑，他们可以从任何地方找到反对的理由。他们也不会为那些同性 恋先天性的证据所打动，而只会利用这些证据来说明同性恋是一种天 生的病态。 对于第三个问题，多数文化并不共享现代西方社会在这方面所具 有的特点，即用性伴侣的性别来将人分门别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我们所称的“性爱”是一种盛行于西方社会的概念。为了更好地了解 其它社会和其它时代的性行为及其含义，我们不应该将这种观念强加 于人。与此同时，不管性别在某种文化里的定义和经历如何，它总是 出现在欲望的表达中，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人们在不同文化下所具 有的性偏好源出自己出于何种性别所具有的欲望。我们现在所说的性 倾向可能是出自某种由自己的性别决定的性欲望，而这种性别的分类 则基于欧美文化中的性别分类。 我承认，这套理论难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文化条件下，有些人成 为同性恋，有些人成为异性恋。虽然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人们也许 无需对此做出解释，但这并不等于说提问本身就是恐同的表现。如果 另一种结果显得更加合乎逻辑的话，这更可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比 如那些在保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性恋者，他们在周围根本看不到 其他同类人。另一种容易激起人们好奇心的情形就是相同的环境培养 出截然不同的人，诚如一对孪生兄弟中的一位告诉研究者贝雷和皮勒 说：“性行为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份，它也是其他人生命中的 重要部份。为什么我成为同性恋，而我的兄弟却不是，这令我深感好 奇。” 作家桃洛西·艾利森将性欲望比作“那架神秘的老式磨碎机”， 现在我们难道无法再添加新内容了吗？在探讨欲望的经历方面，诗人、 小说家和美术家可能已经远远走在理论家前面。我们在文艺作品中感 受到自己的身份如何，堕入情网的滋味怎样，但身份和爱欲究竟从何 而来？假如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么这种建 构如何对个人产生影响？为什么这些身外的结构能够对我们产生如此 重大的影响？它如何渗入我们的内心？ 我想举一些自己的观察和亲身经历来说明以上问题。这些例子对 我个人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们反映出我的性别和文化背景，而 你不一定对此有同感，但这并不要紧。如果社会建构主义还有价值的 话，它在于说明了没有“一种适用于任何人的欲望”，只有欲望的某 些表达。通过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希望能够帮助你形成你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儿童如何对文化的性爱含义作出反应。最 近，我花时间和朋友的三个女儿（年龄三至十岁）相处，观察他们观 看电影《奶油》（Grease）时的迷人反应，这部电影用猛烈的手法传 递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而与此同时又将观众带入了神秘的异性恋世界。 在影片的结尾，女主角孤注一掷，试图抓住爱人的心。影片铺张 渲染了异性恋欲望，加入了暗指交配的歌舞和调情场面。令我倍感兴 趣的是，朋友的女儿们的目光并不关注男明星那种索然无味的吸引力， 而是盯着女主角不放──而这部影片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如此。我发现 她们幻想自己也拥有女主角的那般风采，任人垂涎。 看完电影之后，其中一个女儿开始谈论起影片所讲的故事，并郑 重其事地告诉母亲自己最喜欢的片段。她最感兴趣的是女主角珊迪决 定通过改头换面来重新博取男友的欢心，她卸下乖女孩的装扮，烫了 头发，穿上紧身裤和皮夹克。“她看上去更漂亮了，而且还多了一份 甜甜的感觉。”丽比羞涩地说。 你很容易认为丽比希望学会如何成为一个令人渴望的女性。开始 时，我也是这么想，但随后看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进程。我似乎看到， 她在在学会如何使自己令人渴望，同时又在学会如何渴望其他女人。 摄影机给了她身处不同处境的机会，她既可以将自己想象为珊迪，又 可以去欣赏珊迪改头换面后如何引起他人的注目。看着这些不同的画 面，丽比不仅学到了一些有关情爱的观念，而且自己也陷入了强烈的 幻想。 从丽比的反应中，我感受到了温伯格及其同行所说的潜在的双性 恋，这个例子也印证了福柯的看法，即文化不仅影响着性欲，而且决 定着性欲。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总是频频作为性对象的形象出现， 这就使每人（包括小女孩在内）都将自己视为欣赏女性美的看客。当 然，似乎应该是男性投射这种目光才对，但谁能保证只有男性才能做 出这种反应呢？我们可以让自己出落得令人渴望，也可以渴望别人身 上所具有的类似特征，但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呢？ 当我最近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时，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喜欢的女 性打扮。我那时从妇女杂志中剪下漂亮女人的照片，因为我觉得她们 漂亮，而不是因为我希望成为象她们那样。而我现在觉得也许两种感 觉都有。我想很多男人大概也有类似的感觉，只要设想一下媒体如何 美化男运动员的形象就能明白这一点。 第二个例子是用类比的方法来说明诸如性欲望之类的冲动如何与 所谓“良家妇女”之类的概念紧密相连。渴望当母亲和渴望性交一样， 常常被视为是一种本能，人们经常所说的有关女人的生物钟就说明了 这一点。然而，我认为这种欲望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和文化。膝下无 子女或者不想当母亲通常被视为一种缺陷，就象人们从前将某些性倾 向视为“变态”一样。如同许多领养子女的父母一样，我也经常思考 这些问题。（我领养的女儿虽然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但有些人认为她 并不等同于亲生子女，所以对我另眼相看。）很多年来，我看到一些 女性朋友──不管她们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对子女投入无限亲情 时，我就疑惑自己究竟“缺少”了什么。我对女儿的关爱犹如性欲一 般强烈而持续，怀有这种爱的人往往认为如果这方面得不到满足，生 活就会出现残缺，生命就显得缺乏意义。 由此可见，社会从心理和象征的角度赋予母亲一定的存在意义， 尽管做母亲的任劳任怨往往得不到太多的承认和欣赏。这里令人感到 好奇的并不是社会如何鼓励女性成为母亲，而是与孩子的关系如何被 定义为女性角色的一部份。理解这个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欲望， 因为当我们怀有欲望时，无法想象没有欲望的“我”或者拥有其它种 类的欲望的“我”（不管这个“我”是谁）如何能够存在。 我没有做亲生母亲的强烈欲望，所以一些朋友对亲生子女的强烈 亲情总是令我迷惑。而我在她们的眼里，就象一名毫无性兴趣的人在 我眼里一样，而这与拥有其它欲望相比，更难以令人理解。我可以花 很长时间去猜想小时候的经历如何使我现在更喜欢与成人打交道，使 我讨厌看管孩子，使我觉得多数孩子索然无味，而不象其他人那样喜 欢孩子的陪伴。我不认为自己的这种感觉取决于某些早期经历，而只 能说受到了这些经历的影响，而以后发生的事也产生了一些作用，就 象我现在成为一名靠爬格子为生的作家一样。我确实感到自己对于做 母亲的感觉已经成为个性中深刻而稳定的一部份。与此同时，我也看 到其他一些妇女起初畏缩不前，但后来却强烈地希望拥有孩子。 我这里想说明的是，性欲并非个性中根深蒂固和深不可测的东西， 它的神秘之处在于其难以抵抗的诱惑，对此我们既难以预料又难以控 制。如果知道其它需求是如何发展而来的，这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性 欲，以及它如何纳入我们的文化结构。欧美社会现在所知的同性恋、 异性恋和双性恋并非是定义性倾向的唯一方法，我们谈论这些性欲只 是因为自己身处这个文化环境而已。就象我身为女性，就不得不对自 己是否想当母亲进行一番表态一样，那些生活在欧美社会的人也别无 选择，只能将自己归为性倾向中的一类，不管他们是否同意这种分类。 我宁愿叙述自己的性生活，就象一个逐渐展开的故事，而不是给自己 贴上某个标签，但我发现在很多场合，自己不得不以某种标签的身份 出现。 第三个例子是我在性欲方面的心理和体格感受。我的性欲高低往 往可以在月经周期中得到准确的预测。在周期的前半期，我非常容易 感受到性兴奋，而在月经来临前的一个星期，我很难获得性高潮。这 种周期性时刻提醒我，性欲总是在我的体内滚动。与此同时，我知道 自己的欲望与幻想和感情等心理活动有关。我身体内发生的变化影响 着我对性的感受，但它并不确定究竟会发生什么。比如说，某种直接 的性刺激可能使我毫无反应，但当我坐在电脑前写一场想象中的性爱 场面时，我会感到兴奋异常。 以上这一切如老生常谈，但我认为它们说明了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如何经常成功地回避心灵和身体方面的人为区别，而这种情况经常 困扰着理论。我同意那些包括哲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内的学者们的观点， 认为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即西方文化传统将心灵和身体视为截然分 开的两种实体的做法──引起了一系列不应有的混乱。 我们属于自己的身体。然而，在一个二元体系中，这样说几乎使 自己沦为某种物体，从而全然抹掉了思维的活动和影响。心灵和身体 的重新融合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揉合，而是让我们看到两者之间从来没 有过任何分离。这样一来，身体就可以被视为创造的力量，而不是使 唤我们应该怎么做，诚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德加特所言： 生物学所说的性欲是一种先定条件，一系列潜在的可能，它 无法避免现实社会的调节，在社会中发生质的转化。诸如婚 姻、血缘亲情、“爱情”、“性爱”等是一系列丰富多采而 又变幻不定的概念，人们对之的身体感受也不尽相同，它们 即是幻想的组成部份，又构成宗教、社会甚至经济现实，而 人们有能力使性欲不局限于自己的身体感受，这一切都证明 了转化的可能。 在探讨性欲的历史中，人们总是以描述的方式来间接地表明行为 的准则。一百多年以来，焦灼的人们向专家们求救，希望了解自己性 爱感受的“真相”如何，或者听专家们说，他们的性欲是正常的。专 家的解释证明了心理和行为的正常性，或者成为禁止或禁忌的理由。 是否正常取决于是否合乎自然，或者说一种统计意义上的准则，即正 常的定义基于多数人声称所从事的行为。 对性倾向的定义和解释很容易使人动感情，部份原因来自以上所 说的有害做法，这种做法将许多人排除在外，强迫其他人固守既定的 行为准则。其实我们的所知已经足够，当务之急是给予人们更多的空 间，使他们可以和谐相处。这是一项政治任务，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 来阻止右翼势力歪曲男女同性恋者的形象，同时赋予那些处于边缘的 人群自我奋斗的权力。 自从石墙事件以来，美国的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取得了长足 的社会进步，但还远远不够，具体表现在男女同性恋者往往受不到足 够的重视，以至于使他们在抵抗艾滋病中不得不孤身作战，无法积聚 足够的实力来阻止时光倒转。二十世纪初发生在德国的不幸就说明了 这一点。三十年代的德国酝酿着全球最猛烈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柏林 的社会空气极为开放，性爱的表达也比较自由。然而，希特勒的上台 完全冲散了这一切宽松气氛。在二战期间，同性恋者和犹太人、吉普 赛人和左翼人士一同被关入了集中营。九十年代的美国是全然不同的 社会状况，但右翼势力的某些调子仍然让人回想起纳粹的叫嚣。 专家们可以提供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虽然他们的看法并不一 定完全说明问题。然而，诚如他们不可能消除因为顽固和不公正的权 力关系所造成的政治灾难，他们也无法说明欲望如何与身份相关联。 他们不能够说明我们究竟欲望些什么，这些欲望究竟意味着什么，欲 望中的那些内容属真，我们是否或者如何应该在欲望的驱使下行事， 欲望是否在将来会有所改变，我们如何从欲望和行为转向对自身的诚 实表白。 我明白有关性身份的困惑给人带来的巨大痛苦，在写这本书时也 感到困难重重，因为我不得不回想自己从一个纯粹的女同性恋者向一 个没有固定身份的人转变时在思想上所经历的磨难。其他人也许会做 出和我截然不同的选择，他们也许不至于在不同性别的性伴侣之间穿 梭，但肯定能够改变一下自我认识。 我们拥有的本性并非完全天生，它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个探索 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都需要我们去面对，而我们也会看到，自己拥 有极大的即兴创造能力。我们怀有一种充满希望的负担，这种负担就 是对自由的追求。 ·注１：核子家庭（nuclear family）指两代人（父母和未成年的子 女）共同生活的家庭。 ·注２：约翰·波斯威尔（John Boswell），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著 有《基督教、社会宽容与同性恋：基督时代起到十四世纪的西欧同性 恋者》和《现代欧洲之前的同性结合》。 ·注３：“行动起来”（Act Up）为美国激进派艾滋病团体。 ·注４：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美国黑人作家，代表作 品包括《乔万尼的房间》和《到山上去说吧》。拉瑞·克莱默（Larry Kramer），美国作家和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代表作品包括《鸡奸犯》 和《我们必须互爱，不然就走向死亡》。 ·注５：在做小样本比较时，为了种族和阶级的影响，一般都择选在 性别、社会文化、教育和收入背景等方面具有相似条件的受测者，这 样就能够避开这些背景的可能影响，即"其它情况保持不变"（ceteris paribus）。作者对于样本背景的单一性的质疑正暴露了其对实验测试 的无知。（译者注） 译者跋：双性恋──滑头的酷儿 当米歇尔·福柯在旧金山的同性恋澡堂寻欢时，“拳交”式的虐 恋行为（即把手伸入对方肛门以刺激快感）印证了他一贯主张的“快 乐可以来源于创造”的信条。对于双性恋者来说，他们无需将自己的 性偏好拘泥于某一性别，寻求对于两性的沟通，可以从中体会到最大 的快乐。简·克罗森女士就是这样一名双性恋者。 然而，对于很多同性恋者来说，这种“创造”并不保证快感的获 得。相反，它可以将人带至痛苦。笔者曾经碰到相当数量经历过异性 婚姻的男女同性恋者，他们出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在沟通异性方面 可以锲而不舍，但都以失败告终。当简·克罗森声称“我一直将自己 视为纯粹的女同性恋者，虽然我感到自己对于男性的好感从未消失过” 时，我看到的是双性恋者以同性恋身份自居时的沾沾自喜，其酷儿风 采无非是生理欲望的勇敢表达而已。 社会建构论在解释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方面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但它却无从解释两情相悦的同性恋情。福柯在《性史》第三卷中谈及 古希腊的同性恋情时，指出这是权力不平衡在性爱关系方面的反映； 当桑比亚部落中青少年男子吮吸成年男子的精液时，我们看不出任何 情爱色彩，犹如古代祭祀仪式中的模拟性交。同样，在性骚扰、监狱 中的同性强奸等事例中，弱方因为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下风，为换取人 身安全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或者屈服。他们虽然参与了同性性行为，但 并不具有同性恋者的身份，诚如一位靠幻想与男性做爱来对妻子进行 阴道性交的丈夫仍然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 在“治疗”同性恋的病例中，“治疗成功”的往往事那些双性恋 者，虽然他们停止的只是同性性行为，而非同性恋欲望。《超越弯直： 认识性倾向》明白地道出了现代同性恋先天性研究中对于双性恋的忽 视，但双性恋者无需为自己在沟通两性方面的能力感到自得，要求异 性恋者尝试同性恋行为，以证明弗洛依德的所谓“人人都是潜在的双 性恋”的观点。同样，他们也无需对同性恋者说：“去试试和异性发 生关系吧，也许你会喜欢上这个的。” 二言 2001年10月23日 ────────────────────────────── 《桃红满天下》网址：http://www.csssm.org 来稿和意见请寄 电子信箱：taohong@aol.com，csssm@hotmail.com （请将邮件同时发往以上两个地址） 邮政信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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