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增│ │ ５３ ♀♀ 桃 红 满 天 下 ♂♂ │ │ 期 ≈≈≈≈≈≈≈≈≈≈≈≈≈≈≈ 刊 │ │ “性存在”研讨会专辑 │ │ │ │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出版 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创刊 │ │ │ │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ＣＳＳＳＭ）主办 │ └────────────────────────────┘ 本 期 目 录 ────────────────────────────── ① 性存在：一个新词一场革命 ② 是“革命”还是搞笑 ③ 社会学家公开国民性生活调查 ④ 中国爆发性革命 附：Sexuality研讨会日程 Sexuality研讨会论文集目录 ────────────────────────────── ◆ 性存在：一个新词一场革命 中国首次“性存在”研讨会今天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随着社会性别研究和预防艾滋病工作的深入，国际上和亚太地区 对于sexuality（暂译为“性存在”）的研究已经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 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的一个新重点，并且在 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 究已经远远落后，以致于对于sexuality这一新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译名。 为此，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召集有关专家学者就“性存在” 的界定，“性存在”与社会性别、与医学生物学、与艾滋病、与爱情 和婚姻、与心理学的关系以及“性存在”的研究方法、“性存在”教 育、“性存在”与法律、文化、文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研讨会 集中深入地探讨相关问题，目的是为中国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理 论基础，推动学术发展与实际工作尽快展开。 ◇ “性存在”，一个新词和一场革命 “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全世界的性学研究者。 现在，中国的性学研究者又多了一层烦恼，因为英语里的sexuality这个 词应用得越来越广泛，而我们的汉语却无法把它准确地翻译过来。 在最近举行的一次亚太地区的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发现，这个英 语新词也同样在困扰着与会的11个国家的研究者。因为在他们的本民 族语言里，都没有与sexuality这个英语词汇严格对应的通用词汇。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个英语词汇不仅反映着发达国家的社会情 况，而且灌输着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特徵。对于亚太地区的发展 中国家来说，吸收这些词汇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应该生硬地 运用这些英语词汇来套本民族的情况。 但是更多的研究者认为，我们必须发展本民族的语言，以便跟上 世界学术发展，因此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把这个英语词汇翻 译成本民族人民能懂的语言。 这样的争论对我们中国的学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英语里的sexuality是一个非常新的词，“年龄”不超过30岁。它的 基本意思是指与“性”有关的一切人类现象。它不仅包括性交、性爱 抚等等所有直接的性活动，也包括拥抱、接吻、性幻想、谈论性方面 的事物等等所有那些不那么直接的、具有性的含义的活动，还包括人 们对于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性方面的喜好等等心理方面的表现。 尤其是，它不仅指男女之间的性活动，也包括各种同性之间的性活动； 不仅指人们普遍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也包括所有被认为是“反常” 或者“不像话”的现象。 但是在汉语里，不仅没有一个对应的词汇，而且从来也没有过这 样的概念。 “性”这个词，在文言文里一直是“本性”的意思。直到近代的 白话文运动以后，才被普遍地用来指男女的床上事。在最近几十年里， 普通人所说的“性”实际上仅仅指性交。它有两大特徵： 第一是仅仅指身体的行动，不包括情感与心理方面的内容。因此 一说“性快乐”，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说的仅仅是生理上或者肉体 上的快乐。因此我们中国人才发明出“性爱”这样一个词，而且把它 跟“情爱”对立起来，似乎性里边根本没有爱情，爱情里边也没有性。 第二个特徵是仅仅指男女之间的性交，并不包括相同性别之间的。 因此我们中国人有个词叫做“同性恋”，殊不知这样的同性绝不仅仅 是“恋”而已，他们或者她们之间同样也是有性生活的。 具有这样两大特徵的汉语里的“性”，恰恰是英语的sexuality这个 新词所要否定的。因此这个英语新词的背后，矗立着西方性文化数十 年来迅猛发展的所有巨大成果。 正因如此，且不论我们把sexuality翻译成什么，只要我们逐渐明白 了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就不得不跟着西方性文化的发展方向走，不得 不用这个新的概念来解释我们的实际情况。 这样一来，我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生变化。 例如，如果男女在跳交谊舞时有身体接触，算不算“性”活动 呢？最近十几年来，我们成功地说服多数人相信：这只是一般的社交 活动，不要老是往性方面去想。因为我们那时坚信：“性”仅仅是 “床上事”。但是如果今后运用sexuality的概念，那么这必是“性现象” 无疑。我们的舆论导向和道德准则岂不是会被弄得一塌糊涂？ 再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性障碍”，一般仅仅指性交的不顺利， 至多也不过是具体性生活里的各种困难。但是如果运用sexuality的概念， 那么一方有性幻想而另一方却没有，或者一方想看性的录象而另一方 却不想，就都应该叫做“性方面的障碍”了。如此统计起来，中国人 里边的“发病率”非翻几番不可。与此相对应，运用sexuality为判断标 准的性的和谐美满，对中国人来说就真的是太奢侈了。 还有，我们现在常常说“性医学”。但是如果运用sexuality的概念， 性医学这个词就很荒谬了──情感或者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怎能用医 学来解决呢？所以，近年来靠电线杆子上贴广告而日进斗金的“性医 生”们肯定会恨死这个词的。 最根本的是，我们信奉了几千年的中国基本性哲学，在sexuality中 这个概念面前也注定有土崩瓦解的。例如，借着艾滋病的“虎威”， 有的人大讲“无性最安全”。如果这里的“性”仍然仅仅指性交，那 么还有人能做到。如果是sexuality，提倡者自己也不可能没有的。再如， 仅仅指性交的“性专一”能够做到，但是sexuality能“专一”吗？又何 必要“专一”？推而广之，我们所有那些前面加上一个“性”字的词 汇和概念，都不得不重新解释一下了。“性道德”难道也应该包括如 何遗精、如何做性梦的行为准则吗？“性压抑”究竟压抑了什么？ “性教育”又该教育些什么？“性生活”还仅仅是床上事吗？ 总之，sexuality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我们如果不得不引进它， 就不得不面对一场革命。因此，问题不仅仅是“性是什么？”，而且 是“您站在哪一边？” ◆ 是“革命”还是搞笑？ ──对潘绥铭教授的质疑 野维京 近日在网上忽然读到一篇奇文：《中国首次“性存在”研讨会今 天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文章介绍道：“随着社会性别研究和 预防艾滋病工作的深入，国际上和亚太地区对于Sexuality（暂译为 “性存在”）的研究已经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 以及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的一个新重点，并且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远远落后，以 致于对于Sexuality这一新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译名。”更令人莫名其妙 的是，文章紧接着写道：“‘性存在’是一个新词，是一场革命”； “英语里的sexuality是一个非常新的词，‘年龄’不超过30岁。”笔者 本来以为文章是那些无聊网民在网上的涂鸦，细看之下却原来是中国 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的大作！不惟如此，一票专 家学者还在10月16日煞有介事地坐在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里， “就‘性存在’的界定，‘性存在’与社会性别、与医学生物学、与 艾滋病、与爱情和婚姻、与心理学的关系以及‘性存在’的研究方法、 ‘性存在’教育、‘性存在’与法律、文化、文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 三天的讨论”云云。假如这是一出荒诞剧，读者大可以一笑了之，但 是，光天化日之下，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召开这样一 个“学术“会议，根本就是贻笑大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令人喷饭的是，潘教授断言：“sexuality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革命。 我们如果不得不引进它，就不得不面对一场革命”。潘教授拣起西方 一个十九世纪的性学名词，却以为捡到了尚方宝剑，宣称要利用它在 中国掀起一场革命，而且还要“尽快展开”，其荒唐程度不亚于今天 有人要把电报发明“引进”到中国来“尽快”掀起一场革命一样。最 不可理喻的是，潘教授居然宣称：“最根本的是，我们信奉了几千年 的中国基本性哲学，在sexuality中这个概念面前也注定要土崩瓦解的。” 面对这种极端自卑、可怜的民族虚无主义心态，真令人徒呼奈何！ 作为一个性学研究者，潘教授不懂得中文里“性意识”或“性欲” 这两个词，对应的就是英文的“sexuality”，所以，硬把”sexuality” 翻译成莫名其妙、文理不通的“性存在”，令人匪夷所思。潘教授这 种举动，就跟一个人自称物理学家，却不懂得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概念一样，其“教授”资格和理解能力实在有待考证。潘教授不懂得 “性意识”，说明他没有读过弗洛伊德，没有读过福柯；而且，他在 上述文章中围绕sexuality的通篇论述，说明他对作为研究性生理和性心 理的“现代性学”（sexology）同研究作爱技巧的房中术（erotology， 如印度的Kama Sutra之类）的区别根本就不甚了了。堂堂一个中国人民 大学性学研究所所长，竟然如此孤陋寡闻，知识结构如此残缺不全， 实在是令人扼腕。 实际上，sexuality这个概念的“年龄”远远超过潘教授断言的“三 十岁”──它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当时，西方国家正经历工业革 命，生产高速发展，急需大量劳力。为了促进人口增长，防治性病和 遗传蜕化，保证人口健康和提高生育率，一些生物学、医学、及精神 分析学的专家，如达尔文、克拉夫特─艾宾等人，开始关注人类进化、 性精神疾病及人种退化等问题，许许多多的医生和心理学家，开始研 究各种各样的违常的性行为和精神疾病，以辨别、认识哪些是有害的。 正是从十九世纪这些论述当中，人们形成了有关“性意识” （sexuality）的概念，医生们相继确认了女性歇斯底里、儿童性意识发 育的教育及成人的各种变态性意识等。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奥地 利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英国精神心理学家霭理士等人的学说。 弗洛伊德在二十世纪把性意识概念应用到儿童心理研究，第一次 提出了“婴儿性意识”（infant sexuality）的概念，他在一九零五年出 版的《性学理论三讲》（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中，把 人的性意识发展变化划分成五个阶段，即口腔期、肛门期、阳具期、 潜伏期、阳具期等。同主流社会把男女性别认同视为天生的、人的性 欲是在青春期发生的传统观念相反，弗洛伊德指出：人的性意识从出 生时即开始，婴儿从吮吸母亲的乳头中获得满足，稍后则从排便中获 得满足；在四至六岁的时期，儿童进入阳具期，他们从抚弄自己的生 殖器中获得快感。但是男童玩弄自己的生殖器和女童玩弄自己生殖器 的结果却大不相同：男童玩弄自己生殖器会受到大人呵斥，从而产生 被阉割的恐惧和焦虑而不得不压抑自己，此所谓“俄狄浦斯情结”。 男孩在经历俄狄浦斯情结以后会产生一种君临天下的优越感，这是男 性在社会上处于强权地位的根本原因；而女孩在“阳具期”里由于注 意到自己没有阴茎，而且自己的阴蒂也比男童阴茎小，从而产生一种 “阴茎羡慕”，对母亲，对女性产生一种疏离，而对父亲，对男性产 生出敬畏，这就是女性被动顺从人格的由来。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性意 识的概念，解释了父权社会里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对二十世纪性 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的三卷本《性史》里指 出：过去，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性意识是从十七世纪开始才在西方社会 受到压抑，成为一种禁忌。但实际上，性意识在西方文化传统里长久 以来就一直是受排斥的，此所谓“性压抑”。根据基督教的教规，人 们必须对自己的性淫念忏悔，做了“坏事”的人必须把所有细节都一 一交待陈述后才有可能获得神的赦免和解救。但是，基督教把性看成 原罪，实行压抑的结果，并没能因此而消灭它，社会对性意识的禁忌 反而促成了一种性意识的话语，使得性意识的表现无所不在，性意识 变成了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世纪这个人们认为是 最黑暗的时期，却产生了卜伽丘的《十日谈》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 事集》之类“淫荡”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对种种“异常”性行 为的描述，形成了一整套有关性的表达，十九世纪性意识的形成就是 这种话语的结果。 从以上所引弗洛依德和福柯对性意识（sexuality）概念论述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sexuality”的概念固然重要，且在二十世纪造成重大 影响，但它在西方却是一个广为使用了一百多年的概念，并不是什么 新的东西，不存在潘教授所说那种“应用得越来越广泛”、“在社会 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的情形，更不成其为“一个新重点”。 世界上对sexuality的研究，不但谈不上“日新月异”，相反，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高级政策顾问马奇博士2000年6月30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五届欧 洲性学家协会第五届年会所作的报告，这方面的研究根本就是举步维 艰，困难重重。潘教授文中提及“最近举行的一次亚太地区的学术研 讨会”，笔者无缘躬逢其盛，对其真伪和学术水准不予置评，但从潘 教授文章中看来，如果十一个国家研究者坐到一起的“重要任务”， “就是要努力把这个英语词汇翻译成本民族人民能懂的语言”，“以 便跟上世界学术发展的话”，那末，这个会议的水平和意义只能用可 悲和可怜来形容--任何一个稍具常识的读者都无法相信这就是当今亚 太地区性学研究者的水平！其荒诞程度不下于今天有人要组织大规模 人力来讨论如何翻译“伽马射线”和“伦琴射线”这些词，“以跟上 世界学术发展”一样。 潘教授要在中国发动一场革命，却对性学理论的发展情形不甚了 了了，欠缺基本的知识。潘教授极其危言耸听地断言“（sexuality）在 汉语里，不仅没有一个对应的词汇，而且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概念！” 搞性学研究的潘教授大概不知道，过去百年，汉语里所说的“性意识” 或“性欲”即是指sexuality。而对于“性意识”和“性欲”这些词到底 指什么，相信任何一个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中国人都可以明白， 这里毋庸多说。反过来，从潘教授解释sexuality的高论中，人们可以看 出，潘教授对sexuality一词一窍不通，对于性学的很多基本概念都缺乏 清晰的了解，在逻辑方面也欠缺起码的训练。例如，潘教授说： “（sexuality）的基本意思是指与‘性’有关的一切人类现象。它不仅 包括性交、性爱抚等等所有直接的性活动，也包括拥抱、接吻、性幻 想、谈论性方面的事物等等所有那些不那么直接的、具有性的含义的 活动，还包括人们对于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性方面的喜好等等 心理方面的表现。尤其是，它不仅指男女之间的性活动，也包括各种 同性之间的性活动；不仅指人们普遍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也包括 所有被认为是‘反常’或者‘不像话’的现象。”在这一段论述中， 潘教授把不同类别的概念放到一起比较，犯了逻辑上的错误。除此之 外，潘教授这一段高论还有几个盲点： 第一：潘教授对“性行为”定义不尽准确，他所理解的“直接的 性活动”仅仅是指性交和性爱抚，即性器官的交媾而已，而拥抱和接 吻竟然被他划作“不那么直接的、具有性的含义的活动。”“接吻” 如果不算“直接的具有性含义的活动”还能算什么活动？事实上，在 现代生物医学上认定为“性行为”且能达到性高潮的性活动的定义要 远比一般人认为的阴茎插入广。双方从抚摸身体、深吻、摩挲、手淫、 口交、以手指探进肛门、插入式肛交、被插入式肛交、以拳头伸进直 肠的“拳交”、吮吸脚趾头、甚至连捆绑、鞭笞式的施虐或受虐，一 直到溲溺、嗜粪等等，至少有十四种以上。 平心而论，不止是潘教授，在绝大数人的观念里，性行为都是指 性交，特别是要以男方的阴茎插入女方的阴道（如果是以阴茎插入肛 门，不管是“男--男”还是“男--女”，则算是鸡奸）。一九九九美国 医学协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在美国进 行的一次普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不把口交看作是性交，五分之 一的人不把肛交算作性交。正由于社会大众对性知识的普遍误解，所 以，一九九八年年初，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支斑竹千滴泪”，以 他同白宫见习生莱温斯基暗渡陈仓的绯闻把整个世界搅得七荤八素天 翻地覆时，最终却能轻骑过关，就因为他一口咬定他仅以雪茄烟玩弄 莱女私处，并且只让莱女替他口交，所以两人不算发生性关系云云。 这样的结局，令全球亿万读者错鄂连连，无不跳脚大骂独立检察官史 塔用了近两年时间，花了纳税人四千多万美元，最终竟搞不清楚“口 交”和“撩弄私处”到底算不算发生性关系！如此昏官最后落得个解 甲归田的下场当然不足为奇。但问题是，潘先生作为一个从事性学研 究几十年的教授，又是在中国最高性学研究机构里，对性行为这些定 义竟然一无所知，如此搞笑的理解是否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 全？ 第二，潘教授断言中国人所理解的性，“是仅仅指身体的行动， 不包括情感与心理方面的内容”，因此“中国人才发明出‘性爱’这 样一个词，而且把它跟‘情爱’对立起来，似乎性里边根本没有爱情， 爱情里边也没有性。”潘教授还宣称，中国人所理解的“性”，“仅 仅指男女之间的性交，而并不包括同性之间。” 潘教授如此武断地认为中国人的性爱观不包括情爱和同性恋，就 是因为他不懂得“性行为”的定义，不明白“性欢愉”和“性爱”是 两回事的缘故。性欢愉是指任何一种性活动给人们带来的性满足，例 如手淫，一个人自己手淫可以满足自己的性幻想，不需要爱情；又如 兽交，有些人跟动物交欢能获得性满足，但他或她显然不会跟其性交 对象有“爱情”；再如窒息性性行为，有些人用绳索捆绑，在近乎窒 息的状态中体验性快感，这些性满足形式，都没有情爱，也可以跟生 殖目的分离，这是潘教授看不到的盲点。正因为这样，中文里的“性 爱”一词，更强调做爱中的情感因素。“性爱”的内涵虽然跟“情爱” 一样，但外延却大于情爱；性爱以情爱为前提，建立在情爱基础上的 性爱比情爱更强烈，这是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能理解的常识，硬要割 裂两者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一种胡搅蛮缠，不是一个学 者应有的做法。 中国的同性恋者生活形态同西方同性恋者不一样，根据福柯的理 论，东方人把性当作一门艺术，西方人却把性看成一门科学（scientia sexualis），是一种跟性艺术完全相对的现象，因此，西方人迫切希望 探寻出性的“真相”，强烈地希望把它讲出来。九十年代，在西方各 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同性恋者纷纷走出社会压抑和恐惧的阴影，在 公众面前“现身”。究其实，这种举动就是出于福柯所指出的这种急 欲告白忏悔的冲动。这些“出柜”的酷儿觉得，如果他们不表白他们 的性倾向，他们就无法向他人、向自己确认他们在社会的存在，这实 在是一种谬误。相反，中国，乃至大多数国家的同性恋者都选择了一 种只做不说的方法，同性恋的“恋”字，更贴切地表明了他们那种藕 断丝连的状况，这不等于说他们之间没有性。 第三，潘教授说：“具有这样两大特徵的汉语里的‘性’，恰恰 是英语的sexuality这个新词所要否定的。因此这个英语新词的背后，矗 立着西方性文化数十年来迅猛发展的所有巨大成果。”如果我没理解 错的话，潘教授应该是说，英语sexuality这个新词在西方过去几十年的 发展，突破了人们只看重性欢愉而忽视情感因素的界限，也突破了社 会只承认男女之间的性关系的禁忌，从而把这种承认扩大到同性恋者。 但事实是，西方过去百年性解放运动的发展，恰恰是朝着把性欢愉同 生殖目的和情感分离开来，同家庭和婚姻分离开来的目标迈进的。而 同性恋者之所以在北欧争得了结成伴侣的权利，则是由于北欧民主社 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福利制度使然，并不是什么sexuality发展的成果； 美国的“酷儿理论”曾掀起一阵浪潮，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美国 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因此，要说“西方性文化数十年来迅猛发展” 取得“巨大成果”是经不起推敲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潘教授的立论，暴露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是肤浅的，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其心态更是自卑萎琐的。因此，他 才会宣称“且不论我们把sexuality翻译成什么，只要我们逐渐明白了这 个词的含义，我们就不得不跟着西方性文化的发展方向走，不得不用 这个新的概念来解释我们的实际情况。”这种论调，如果仅仅是潘教 授个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尊重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如果潘教授以此来 指导推动中国未来性学研究发展的话，则是危险的。过去百年，西方 自由主义者一贯标榜“平等”、“自由”及“个人权利”。据此，一 些现代化理论简单地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 此所谓“趋同论”。但这些论点在二十世纪受到社会主义的“公平”、 “团结”理想的极大冲击，到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简单地认为发展中国 家必须亦步亦趋地拾发达国家的牙慧了，相反，多元共存和持续发展 才是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相处的准则。不可否认的是，中 国在很多方面还挺落后，需要向世界学习，但是，断言“我们信奉了 几千年的中国基本性哲学，在sexuality中这个概念面前是注定要土崩瓦 解的”未免过于奴化，这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不应该有的思维方式。 ◆ 社会学家公开国民性生活调查 “伴随今日社会的变迁，中国人的性观念发生巨大变化，‘性与 生活相对分离’正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中国城市里的公 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正日益明显，‘陌生人社会’已经形成，过 去那种依赖于‘单位制度’的道德制约大大弱化”──１０月１６－ １８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Sexuality（性存在，又译作 “性现象”或“性的社会现象”等）研讨会上，著名社会学家潘绥铭 教授的论点得到共鸣。 ◇ 一次全面的“中国人性生活调查” 作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召集 ３６位调查员于１９９９年８月至２０００年８月，第一次在全国的 ２０－６４岁全体居民（尤其是包括了所有的流动人口）中进行了随 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中国人性生活调查”。其中在“电脑 问卷调查法”中，４８４２个被访者中，有效应答率高达76.3%。 调查表明，中国人的性观念悄然发生了巨变： １）对于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度增长，性的公开化程度大幅提 高； ２）婚前性行为增加，４０岁以上的男、女比例分别是45.7%、 24.1%，40岁以下的人比40岁以上的人还要高出将近１０个百分点，而 ２５－２９岁的男女有过婚前性行为者的比例分别高达72.2%和 46.2%。 ◇ “初级生活圈”悄然改变 潘绥铭教授说，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摧毁 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论”，其最直接产物和主要附产品体现在５个方 面： ──避孕和人流合理合法并受到官方大力推进，减少了女性对于 怀孕的恐惧。在４０岁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有49.1%的人至少做过一 次人流，在农村则是29.1%。 ──子女的减少使得女性不再是生育工具，成为部分都市女性在 性方面出现许多激进现象的原因之一。 ──有些传统上被认为“变态”或“反常”的行为，正在获得越 来越多的认同。如在３０岁以上的人里，正处于单身状态的人已经占 到男性的1.3%和女性的4.2%，已婚而无子女的人在城市中占１％。 ──孩子的减少导致婚姻对于子女的顾虑剧减，在调查总体中， 曾离过婚的人已达2.8%。 ──“性－生殖”这个昔日主轴的变化，促进了初级生活圈的整 体功能的转变，从过去那种男耕女织和传宗接代的模式日益转变为 “闲暇生活的实体”，“核心家庭”（只有夫妻和未婚子女）在增加。 在城市２５－２９岁的在婚者中，已有62.2%是核心家庭，到４５岁之 前已经是85.5%。 在城市３５岁以下的核心家庭里，即使夫妻发生矛盾，双方的原 家庭成员也不会来撑腰帮忙的占到７０％，“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 兵“的时代已经基本过去。核心家庭日益独立于家庭和宗教。 ◇ “性权力”受到重视 北京师范大学学者赵合俊认为今天中国人的性权力主要在３个方 面得到彰显：１）非生殖的性快乐也被看作目的；２）性被看成是个 人的事，是一种私人化体验；３）任何人的任何性行为与性关系，只 要没有妨碍和伤害他人，都被认为具有正当性。 过去一直是禁忌的女性性权利成为一个公开的社会流星话题。在 探讨保护女性避免“性骚扰”的同时，“男性也会被性骚扰”成为一 个带有争议性的命题。对于同性恋的宽容度正日益提升，同性恋不再 被归类为精神病。 潘绥铭教授则提到社会对于性犯罪认识的变化：“性犯罪的本质 不是性，而是侵犯了他人的种种权益或社会秩序，因此一些婚内强奸 和性骚扰者已被绳之以法，相反，一些‘性变态’行为却不再被认为 是犯罪。” ◇ “非婚性”浮出水面 传统“万恶淫为首”的观念的教化，使人们不敢正视性爱在人生 价值中的地位。这次与会的学者认为，以前的通奸充其量只能美称为 “偷情”，而现在则被称为婚外“恋”，而且越是投入其中的人越坚 持这种称呼。从“先结婚后恋爱”到“爱是婚姻的前提，婚姻不是爱 的樊篱”。 非婚性关系在今日中国已经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婚外情或婚外 性关系对婚姻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夜情”成为公开话题；婚 外性的主动权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角色的主动性增加。 同居生活方式呈现扩大化趋势。首都医科大学社会医学教研室副 教授崔小波2001年在做全北京市健康状况调查时，专门设立了一项婚 姻情况调查：发现北京城区（全市８个城区选择了４个城区进行调 查）人口中已经有2.1%选择同居；另有2.1%的人口在回答婚姻状况时 选择“不详”；说明目前婚姻状态的复杂性。而以同居家庭形式生活 的人年龄分布呈双峰现象，即以２０－２９岁年龄组同居者占全部同 居人口的14.3%，45-54岁年龄组占同居人口比例的31.7%。 崔小波尤其关注到中老年人同居现象的增长，这种变化主要表现 为：私有财产的增加，加大了再婚的障碍；子女对父母再婚的忧虑和 反对，过去道德因素占主因，如今以经济因素为主，尤其是对房产权 的第一继承人的改变，成为子女阻止老人再婚的主要障碍。一些独身 的中老年人开始寻求同居以解决个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反而受到子 女的欢迎。 ◇ 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黄琦认为：在性爱的轨迹中，文化和权力起到 了检察官的作用，历史上禁欲和纵欲的二重奏，上流社会的市井平民 遵循的性风俗，性道德的消长都是在这个检察官的审视下进行的。 学者们认为，当前“性”所伴随的社会问题不少，如重婚、纳妾、 拐卖妇女、破坏军婚等现象，都有性的因素，但涉及的主要是婚姻制 度和妇女的人身自由；性病与艾滋病威胁着公共安全；未婚先孕、少 女母亲等问题也值得关注。它们的要害是违反了社会对婚姻家庭的设 置，同时也对婚姻家庭实体单位的建设和女性的保健客观上带来不利。 从“性”着手来消解伴生的社会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性教 育，当前性教育需要走向社会化合终生化。中国历史上缺乏的并不是 性教育本身，而是教育中缺乏以现代科学成果为基础的性的全面知识， 缺乏适应于转型社会的性道德知识，更缺乏对个人选择能力和发展能 力的终生培养。 潘绥铭教授认为，在许多方面，性教育是色情品和嫖娼卖淫的天 然有力的对抗物，性健康教育更是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基本措施。性教 育还有助于提高婚姻质量、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计划生育工作。可喜 的是，当前北京等地性教材已进入中学生课堂。 他指出：维护性方面的各种权益也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它主 要包括：对强奸受害者和性虐待受害者的救助、收留、心理辅导、社 会保护和协助起诉等工作；在社区内组建抵御和制止性犯罪与性骚扰 的志愿者社团；教育和帮助性方面的失足者重新进入社会；对一般夫 妻开展性生活和谐美满的宣传教育以及初级心理咨询和医疗信息服务 等等。 （转载于《华夏时报》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 中国爆发性革命 “一场性革命，伴随今日社会的变迁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10月16－18日，中国人民大学 召开首届中国“性存在（Sexuality）”研讨会。会议一项重要成果是 一本蓝色封面的论文集，被称为今日中国“性革命”蓝皮书，虽然它 并非由官方发布或由官方直接授意，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以大量 详实的一线调查和科学的分析已经受到官方重视。卫生部、文化部、 全国妇联等单位都有代表与会，当然他们对外都强调纯粹以个人身份 出席。 蓝皮书核心观点之一是：近年来中国人关于“性的公开程度、女 性之性、性行为、性关系、性的主流价值”这五个方面有了十分显著 的变化，变化程度已经达到了“性革命”的程度。这场“性革命”一 个最基本特徵是，“性与生殖相对分离”。 潘绥铭说：“这场中国当前的性革命，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中 国城市里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正日益明显，‘陌生人社会’ 已经形成，过去那种依赖于‘单位制度’和‘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的道德制约基本上失效。” 三天的会议分别围绕Sexuality（性存在，又译作“性现象”或 “性的社会现象”等）的界定、社会性别、性的医学生物学专题、预 防艾滋病、性产业与性工作、性心理学、性教育、爱情婚姻等专题展 开研讨。有意思的是：与会者中女性占多数，会议发言中年轻女性的 观点与少数中年男性激烈交锋，一些女性观点颇富有“先锋性”。一 位与会者笑言：“这折射了中国女性的性地位大幅度提高，在传统社 会中，女子谈性通常会被指责为淫荡。” 笔者在此采撷会议和蓝皮书中一些思想的“明珠”，力争把专业 性颇强的学术内容，“翻译”成大众读本。 ◇ 第一次全面的“中国人性生活调查” 作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召集 36位调查员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第一次在全国的20－64岁全体 居民（尤其是包括了所有的流动人口）中进行了随机抽样、规范操作 的、全面的“中国人性生活调查”。其中在“电脑问卷调查法”中， 4842个被访者中，有效应答率高达76.3%。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性观念悄然发生了巨变： １）对于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增长，性的公开化程度大幅提高； ２）婚前性行为增加，40岁以上的男、女比例分别是45.7%、 24.1%，40岁以下的人比40岁以上的人还要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而 25－29岁的男、女有过婚前性行为者比例分别高达72.2%和46.2%； ３）性关系趋向多伴侣，40岁以上的男、女有过多个性伴侣者百 分比分别是20.8%、5.5%，而30－34岁的男、女这一比例分别是 45.8%和17.7%，处在婚姻状态之中的30－34岁男女中有婚外性伴侣者 男、女比例分别是36%和19.4%； ４）性交易占据相当比例，40岁以上男人中嫖过娼者占6.4%， 40岁以下的占11.3%，其中25－29岁的男子有此经历者占16.7%，男人 曾以钱或重礼换性的比例比上述数字略高几个百分点。 ◇ “性革命”改变社会细胞 潘绥铭教授把独生子女政策比作“这场性革命之母”。他认为： 在毛泽东时期，对性价值贬损和对生殖功能的张扬，导致人口剧增。 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摧毁了“性的唯生殖目的 论”，其最直接产物和主要附产品体现在5个方面： ──避孕和人流合理合法并受到官方大力推进，减少了女性对于 怀孕的恐惧。在40岁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有49.1%的人至少做过一 次人流，在农村则是29.1%。 ──子女的减少使得女性不再是生育工具，成为部份都市女性在 性方面出现许多激进现象的原因之一。 ──有些传统上被认为“变态”或“反常”的行为，正在获得越 来越多的认同。如在30岁以上的人里，正处于单身状态的人已经占到 男性的1.3%和女性的4.2%，已婚而无子女的人在城市中占1%；肯于承 认自己有过自慰、各种“反常”姿势、同性恋等行为的人有显著增加 或者有较大的代际增加。 ──孩子的减少导致离婚对于子女的顾虑剧减，在调查总体中， 曾离过婚的人已达2.8%。 ──“性─生殖”这个昔日主轴的变化，促进了初级生活圈的整 体功能的转变，从过去那种男耕女织和传宗接代的模式日益转变为 “闲暇生活的实体”，“核心家庭”（只有夫妻与未婚子女）在增加。 在城市25－29岁的在婚者中，已有62.2%是核心家庭，到45岁之前已经 是85.8%。 在城市35岁以下的核心家庭里，即使夫妻发生矛盾，双方的原家 庭成员也不会来撑腰帮忙的占到70%，“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的时代已经基本过去。核心家庭日益独立于家庭和宗族。 ◇ “性权利”受到空前重视 在西方国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一场“性革命”，其 显著特点就是性从此与权利、人权密切结合起来。在今日中国，人权 话语也已进入性的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学者赵合俊认为今天中国人的性权利主要在３个方 面得到彰显：１）非生殖的性快乐也被看作目的；２）性被看成是 个 人的事，是一种私人化体验；３）任何人的任何性行为与性关系，只 要没有妨碍和伤害他人，都被认为具有正当性。 过去一直是禁忌的女性性权利成为一个公开的社会流行话题，女 性性高潮也成为现代女性凝视和追求的焦点，一些饱受无性婚姻之苦 的女性敢于走上法庭讨要“性权利”。男性性障碍也被广泛谈及，壮 阳药走进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不久前一项关于“中国成年男人的性能 力衰退”的调查被媒体披露后受到广泛关注。在探讨保护女性避免 “性骚扰”的同时，“男性也会被性骚扰”成为一个带有争议性的命 题。 还有一个范例是：同性恋这一名词在社会普及，而过去通常被称 为“鸡奸”。北美网上同性恋杂志《桃红满天下》主编二言说：“这 次我从美国回来开会，感觉到国内对于同性恋的宽容度正日益提升， 同性恋不再被归类为精神病，社会道德也不再将同性恋斥为‘堕 落’。”二言这次在国内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他在北京、江浙 等地的活动未受到任何拘束，这在几年前的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 潘绥铭教授则提到社会对于性犯罪认识的变化：“性犯罪的本质 不是性，而是侵犯了他人的种种权益或社会秩序，因此一些婚内强奸 和性骚扰个已被绳之以法，相反，一些“性变态”行为却不再被认为 是犯罪。” ◇ “一夜情、同居、非婚性”等颠覆爱情婚姻传统 传统“万恶淫为首”的观念的教化，使人们不敢正视性爱在人生 价值中的地位。这次与会的学者认为：当前的“性革命”极大地冲击 了“性的唯婚内论”。以前的通奸充其量只能美称为“偷情”，而现 在则被称为婚外“恋”，而且越是投入其中的人越坚持这种称呼。从 “先结婚后恋爱”到“爱是婚姻的前提，婚姻不是爱的藩篱”。与此 同时，相当一部份人接受了“性、爱分离”的观点。 非婚性关系在今日中国已经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婚外情或婚外 性关系对婚姻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夜情”成为公开话题；婚 外性的主动权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角色的主动性增强。安徽省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学者范丽娟调查显示：90年代以来，全国因婚外情 引起的离婚诉讼占总数的25%-35%，在各类离婚理由中占第一位，沿 海开放城市这一比例更高，来自江苏扬州一法律事务所的记录显示， 1995-1997年四月底，在395起离婚案件中有婚外情引发的有216起，占 54.68%。无锡市妇联反映，无锡市1997-1999年的1356起离婚案件中婚 外情引发的占71%。 同居生活方式呈现扩大化趋势。首都医科大学社会医学教研室副 教授崔小波2001年在作全北京市健康状况调查时，专门设立了一项婚 姻情况调查：发现北京城区（全市8个城区选择了4个城区进行调查） 人口中已经有2.1%选择同居；另有2.1%的人口在回答婚姻状况时选择 "不详"；说明目前婚姻状况的复杂性。而以同居家庭形式生活的人年 龄分布呈现双峰现象，即以20－29岁年龄组同居者占全部同居人口的 14.3%，45－54岁年龄组占同居人口比例的31.7%。 崔小波尤其关注到中老年人同居现象的增长，这种变化主要表现 为：私有财产的增加，加大了再婚的障碍；子女对父母再婚的忧虑和 反对过去道德因素占主因，如今以经济因素为主，尤其是对房产权的 第一继承人的改变，成为子女阻止老人再婚的主要障碍。一些独身的 中老年人开始寻求同居以解决个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反而受到子女 的欢迎。 ◇ 婚前性行为促进婚后“性福”？ 传统观点认为，婚前性行为会危害婚后幸福。潘绥铭教授和他的 课题组的一项调查却表明：这种看法主观性太强，缺乏科学性。 潘教授等选择了一批40岁以下、结婚在5年或5年之内的成年人作 为样本，调查表明：总的来看，夫妻在登记前发生过性行为，那么丈 夫在日后的婚姻中就会占据优势地位。登记前有过性行为的夫妻，比 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性生活和性爱都要好许多。这主要反映 在：１）亲昵更多。登记前有过性行为的丈夫，婚后经常拥抱妻子、 吻妻子的可能性，是那些登记后才过性生活的丈夫的2.2倍；２）性生 活次数更多，要比那些没有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多出76％；３）在性 生活中更加兴奋，是没有婚前性行为的夫妻的2.48倍。４）性高潮更 多，是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的2.11倍，尤其妻子获得性高潮的可 能性，是先登记后上床的妻子的2.5倍。５）在性生活中丈夫更加体贴 妻子，丈夫帮助妻子获得性高潮的可能性达到那些“先登记后上床” 夫妻的2.3倍。６）性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 “红灯区”有实无名？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多年来赞成建立“红灯区”。他 在这次会议闭幕后对笔者说：“在国内有些地区，已经私下建立了实 际上的红灯区，作为改革中的一项探索。为了保护这些改革者，恕我 不能透露他们的名字。” 两年前，他主持召集的“中国地下性产业研讨会”引起各界重视。 有专家计算，“从80年代初到90年年代底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 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半期每年查处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至 于查获率，结论是：“充其量也仅仅是发生率的5%，甚至于2.5%”。 而依照公安民警及“业内人士”的普遍估计，抓获率在10%。据此推 算，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250-1000万，而80年代以来 涉足过的人士应为2100-8400万之众。 华东师范大学学学者刘继亮针对上海市第一收教所被收容的女性 卖淫者进行问卷调查显示：１）当前卖淫的年龄出现低龄化，低于 25岁的占61.1%；２）受教育程度低，初中文化程度者占62%，大专以 上的仅占不到2%；３）来自农村的占70%；４）未婚者居多，占 59%；５）经济贫困、婚恋失败者达58.9%。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学者方刚认为：当前社会上卖淫女被污名 化的同时，嫖娼的男人们正成为被同情或羡慕的对象。 针对社会常见的“包二奶”甚至“三奶”、“四奶”等现象，潘 教授认为：二奶等处于卖淫女的顶层，过着“小老婆”的生活，并希 望有朝一日成为“正妻”。 ◇ 互联网成为“性革命催化剂”？ 与会者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也是中国“性革命”的“催化剂”。 学者们笑言：“过去张生为了会崔莺莺，得爬多少次墙才得见一次？ 如今QQ、Email、虚拟社区等极大地方便了性交往；由于网络的开放 性，也使中国人的性教育材料比几年前极大地丰富了。”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网恋”和“网络性爱”，带着超越时空性、 虚拟性、满足多种需求性等特徵。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学者薛雅利 对比现代“网络性爱”与聊斋故事中的人妖恋有相类似之处。她分析 当前网络性爱被广为传播的现实原因：对一些青少年而言，他们大量 涉猎色情网站，在网上尝试性体验，主要原因是“性”认识正常途径 的缺乏、教育存在偏差、影视等现代传媒宣传的影响；而成年人从事 网络性爱，主要是因为社会流动性引发性缺乏明显、各种婚姻问题纷 出、职业竞争压力过大。 ◇ “性革命”伴生的社会问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黄琦认为：在性爱的轨迹中，文化和权力起到 了检察官的作用，历史上禁欲和纵欲的二重奏，上流社会和市井平民 遵循的性风俗，性道德的消长都是在这个检察官的审视下进行的。 学者们认为：当前的“性革命”也伴随着不少社会问题，但板子 不可完全打到“性革命”本身上头。如重婚、纳妾、拐卖妇女、破坏 军婚等现象，都有性的因素，但涉及的主要是婚姻制度和妇女的人身 自由；性病与艾滋病都可能通过人际性行为来传播，多伴侣性行为和 造成血液接触的性行为都可能扩大传播，因此对此进行社会管理是必 要的，但最终消除病患的只能是医学；未婚先孕、少女母亲等问题只 是性活动产物。它们的要害是违反了社会对婚姻家庭的设置，同时也 对婚姻家庭实体单位的建设和女性的保健客观上带来不利。 从“性”着手来消解伴生的社会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性教 育，当前性教育需要走向社会化和终身化。中国历史上缺乏的并不是 性教育本身，而是教育中缺乏以现代科学成果为基础的性的全面知识， 缺乏适应于转型社会的性道德知识，更缺乏对个人选择能力和发展能 力的终生培养。 潘教授认为：在许多方面，性教育是色情品和嫖娼卖淫的天然有 力的对抗物，性健康教育更是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基本措施。性教育还 有助于提高婚姻质量、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计划生育工作。可喜的是， 当前北京等地性教材已经中学生课堂。 他指出：维护性方面的各种权益也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它主 要包括：对强奸受害者和性虐待受害者的救助、收留、心理辅导、社 会保护和协助起诉等工作；在社区内组建抵御和制止性犯罪与性骚扰 的志愿者社团；教育和帮助性方面的失足者重新进入社会；对一般夫 妻开展性生活和谐美满的宣传教育以及初级心理咨询和医疗信息服务 等等。 与会学者还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性的社会学研究多年来得 不到应有的重视，艾滋病的传播却促使这一处境的改善。卫生部10月 15日公布的我国艾滋病的最新疫情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报告发现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16.7％，估计累计感染总人数已近 100万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8年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千万人。 “当前艾滋病产业已经悄然在中国形成，并养活了相当一部份人。由 于对艾滋病的重视，国家和一些社会基金及海外机构更加重视性社会 学，我们这次会议所有经费均由一艾滋病防治团体资助；如果没有艾 滋病的传播，公开提肛交等‘变态’性行为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 潘绥铭说这话时一脸无奈。 (转载自搜狐网） 附： ◇ Sexuality研讨会日程 １０月１６日 上午：Sexuality的界定 社会性别专题 下午：医学、生物学专题 预防艾滋病专题 １０月１７日 上午：性产业与性工作 心理学专题 下午：研究方法专题 法律、法文化专题 １０月１８日 上午：Sexuality教育 爱情、婚姻专题 ◇ Sexuality研讨会论文集目录 刘正红：Sexuality的涵义浅析及其中文翻译的探寻 马晓年：性文明建设纵横谈 黄 琦：性爱的社会存在 潘绥铭：“性存在”与社会学 赵合俊：Sexuality与性权利 二 言：同性恋：本质还是建构 方 刚：男性性障碍与Sexuality理念在中国的普及 潘绥铭：性，是生理决定的吗？ 王裕如：男性世界的震荡──你家的男人会“下岗”吗？ 陈新欣：男性也会被性骚扰 王爱丽：一项关于社会敏感问题调查的成功例证 ──“电脑问卷调查法”在“中国人的性生活”调查中的 应用 黄盈盈：性研究的方法论概述 薛雅利：试析现代“网络性爱” ──与聊斋故事中的“性意识”比较分析 崔小波：传统与现代同居家庭的Sexuality及其意义 范丽娟：现实中国非婚性行为的社会学思考 潘绥铭：婚前有过性行为，婚后生活更幸福还是更不幸 刘继亮：女性卖淫行为发生的人格情景分析 方 刚：符号·玩具·机器·诱饵 ──壮阳药广告单中的小姐形象分析 张 静：性教育与性存在教育浅思 岑舒远：关于对医科大学生中的几个性存在方面的态度机器开展性存 在教育可行性之初探 潘绥铭：中国人“初级生活圈”的变革及其作用 ──以实证分析为例的研究 ────────────────────────────── 《桃红满天下》网址：http://www.csssm.org 来稿和意见请寄 电子信箱：taohong@aol.com，csssm@hotmail.com （请将邮件同时发往以上两个地址） 邮政信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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