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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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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   刊  │
│            让·热内专辑          │
│                            │
│ 2004年12月13日出版 1997年9月5日创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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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CSSSM)主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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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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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让·热内编年小传
② 萨特:《小偷日记》序
③ 叛国者、小偷与同性恋者
          ──热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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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热内编年小传

·1910-1915 

  让·热内(Jean Genet)生于1910年12月19日,巴黎阿萨斯街
89号公共救济院塔尔尼埃医院。母亲卡米耶·加布里埃尔·热内,时
年22岁,单身,自称是“女管家”。当时父亲健在,但“不留姓名”。
   
  七个月后,即1911年7月18日,母亲将孩子抛弃在育婴堂,从此
一去无消息,不曾回头看望亲生儿子。
              
  同年7月30日, 让·热内被一家姓雷尼埃的乡村小工匠收养,家
住莫尔旺山区的阿里尼村,后来,作家在小说《鲜花圣母》中提到这
里。
          
  养父母承诺将他养到13岁。他有幸得到一位奶妈的看护,奶妈使
他从小受到基督教  的教育,并加入了阿里尼教堂的唱诗班。

·1916-1923
              
  1916年9月, 让·热内进入地区学校读书,品学兼优,名列前茅。
但有一次教学活动对他幼小的心灵打击很大。 六十年后, 作家在一
次会见中谈及此事。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是法国人,就不是村
里人。我知道这事的方式简直幼稚之极,愚蠢之极。事情是这样的:
老师要求写一篇小作文,每个同学都要描写他自己的住屋……根据老
师的评价,我的描写最精彩。他大声向全班朗读了我的文章,但所有
的同学都耻笑我,说:‘可这不是他的屋子,他是一个捡来的弃儿。’
我顿时感到心被挖空了,蒙受了奇耻大辱……哦!话虽不太厉害,但
我恨法国。岂是一个‘恨’字了得,应该比恨还要深,说法国令我作
呕也不过分。”(见《公开宣布的敌人》)。
 
  从此,他就开始小偷小摸,他偷学校的尺子、铅笔,从养父母那
里偷几个小钱买糖果点心让同学们分享。他在没有发表的一则《小偷
日记》中写道:“十岁时,我就偷我所爱的人,我也知道他们都很穷。
人家发现了,都管我叫小偷。我想,小偷这个字眼对我伤害很深。”
              
  1922年4月养母欧仁·雷尼埃去世,让·热内改由其女儿贝尔特
抚养。1923年7月小学毕业,成绩全区第一。这是他第一次但也是最
后一次领到文凭,后来他再也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学校教育。
              
·1924-1929
              
  1924年10月,他被送到巴黎地区一家学徒培训中心学印刷。但才
过半个月,他就从中心逃跑,并给小伙伴留下话说,他要去埃及或美
洲。中心主任在报告中已经注意到他像女孩子一般“娇柔”,“冒险
小说读得太多,精神状态可疑”。
              
  不久有人在尼斯发现了他,他被重新送回公共救济院收容。此后
两年,他像商品一样被频繁转手,在好几个作坊、农场干过活,受到
非人的待遇,实在难以忍受,他一逃再进。他做梦都想逃离法国,警
察不时在车站、列车、港口城市抓到他。他很快被遣送回巴黎。

  1925年4月, 他被安排到盲人作曲家热内·德比克塞依家里学习
诗歌艺术,但到了10月就被开除了,原因是他在一次集市上“挪用”
并“挥霍”了一笔钱。
              
  16岁那年,即1926年3月,他第一次尝到被监禁的滋味,在小罗
盖特监狱蹲了三个月的班房。6月被释放,7月又因无票乘车被拘留,
送到莫城关押了45天。
              
  9月2日,法院委托都兰的梅特勒农村儿童教养所对他监督劳改,
直到他成年。
          
  他在里面待了两年半。在他看来,这是一座“儿童苦役犯监狱”。
在这间儿童地狱里,他感到“反常的幸福”,长篇小说《玫瑰的奇
迹》对儿童教养所的生活有大量描写。
             
·1929-1935
              
  年满18岁后, 让·热内应征入伍。他志愿到法国东方部队服役,
1930年1月28日到达贝鲁特,加入驻守在大马士革的布雷连,在那里
当了一年兵。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和阿拉伯世界接触,为他晚年的阿
拉伯情结埋下了伏笔。
              
  1931年7月, 他被调到法国另一支殖民军──摩洛哥土著兵团─
─服役,在摩洛哥驻守19个月。

  1933年6月复员后, 曾在巴黎拜访了大作家纪德,尔后即决定进
行一次长途跋涉,声称要去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坦。他从巴黎出发,徒
步南下,来到西班牙,但不久就走不动了。他写信给纪德说,他“一
路流浪,从一个村镇走向另外一个村镇”。
          
  从后来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可以看出,他靠乞讨和卖
淫为生。
              
  1934年4月, 他重返军队,签署了第三次服役合同,在图尔的阿
尔及利亚土著兵团当兵。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名著,特
别对俄国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感兴趣。1935年10月,他继续
签约服役,被调到驻扎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的摩洛哥殖民步兵团当兵。
              
·1936-1937
              
  1936年6月18日, 让·热内因不堪忍受长期待命而开小差逃离部
队。为了躲避追捕, 他不得不四处漂泊,穿越欧洲一路流浪,历时一
年,行程855公里。《小偷日记》就是这段生活的回忆和写照。
              
  热内揣著假证件,从尼斯出发,化名热杰蒂进入意大利边境,来
到布林迪西,然后乘船准备去阿尔巴尼亚,但很快被驱逐出境。他又
企图在希腊的科孚上岸,没有成功。于是他偷渡到南斯拉夫,但一到
贝尔格莱德即被捕,监禁一个月,然后被押送到一个边境村庄,但后
来警察又在意大利的巴勒莫发现了他,他正准备偷渡到非洲。他又蹲
了一阵子班房,然后被推向奥地利。但刚落脚维也纳就被捕,于是又
蹲监狱,被驱逐,1936年年底流落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在那里
不久又被捕,于是他请求政治避难。在人权协会的保护下,他在当地
住了近半年,给一个德国籍犹太医生的女儿上法语课,女学生叫安娜
·布洛克,当时34岁,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异性恋,但他声称是一
次未发生性关系的“白恋”。
              
  1937年5月, 他重新开始流浪,徒步翻越波兰边界。在波兰的卡
托维兹被捕,监禁14天。尔后,他穿过希特勒德国,他很惊讶,德国
“既是警察国家,又是犯罪国家”,在人人皆偷的国度里,他进行偷
盗心安理得,有得心应手之感,《小偷日记》对此有独特议论。
              
  接著, 他在比利时短暂逗留后,重新回到巴黎,但不久又打算浪
迹天涯。7月28日,他写信给安娜·布洛克:“……我只好南下,朝
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刚果挺进,然后去美洲……”
              
·1937-1941
              
  1937年9月16日, 他因在萨马里丹几家商店偷了12条手绢的现行
罪被捕,被判处一个月监禁, 缓期执行。三天后,警察发现他携带手
枪和偷盗来的身份证,他又一次在巴黎被捕, 判刑五个月。他写信给
安娜·布洛克说:“您不要来看我在牢房深处的惨相。这种苦修的状
态当然是孤独的。基督教诸位大圣徒们难道不正是追求这样的境界
吗?”
              
  经调查证实他是逃兵后,他可能被判重刑,但精神病检查结论对
他有利(精神失常, 反复无常,无道德观念)。当局允其提前退伍,
仅判处他2个月监禁。但此后接连出事。1938年5月释放后,10月又因
偷4瓶开胃饮料被捕监禁2个月。1939年1月释放,5月因使用假车票在
火车上被捕,坐牢35天。释放仅三天,又因流浪罪被捕监禁15天。 回
巴黎后,10月在卢浮宫商店偷一件衬衫和一块零头绸布被捕,两个月
监禁。12月17日释放,两个星期后在市政厅集市上偷一块边角毛料,
10个月监禁。
              
  1940年12月,他在圣米歇尔大街吉贝尔书店偷书(历史和哲学图
书)被当场抓获,四个月监禁。
              
  1941年12月,他因偷一块布料被一位裁缝追逐,却撞在一位书店
老板手里,几天前他偷了书店新出版的几部普鲁斯特著作,两案并发,
判处三个月零一天监禁。
              
·1942
              
  这一年, 让·热内尽管也吃了不少苦头(坐了九个月牢房),但
对他的一生来说则是重要的“魔术般”的年头,是他从小罪犯到大作
家大转折的关键一年。
              
  这年年初,他在桑特监狱开始创作《鲜花圣母》。
              
  3月被释放后,他在巴黎塞纳河岸边摆旧书摊,出卖他偷来的书。
4月,他因偷书被捕被判处八个月徒刑, 被关进弗雷纳监狱。他在里
面创作了长诗《死刑犯》,然后自费印刷。10月出狱后,他设法将自
己的诗歌小册子流传开去。他同一位叫弗朗索瓦·桑丹的小知识分子
有联系。一天,桑丹来到热内的房间,发现了热内创作的一大堆手稿,
有小说、剧本和电影脚本。年底,长篇小说《鲜花圣母》已经脱稿。
              
·1943-1944
              
  1943年2月, 让·热内时来运转,通过书摊两名热心顾客的介绍,
他认识了当时有名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让·科克托。大作家看了
《鲜花圣母》,起初对小说的粗俗内容很反感,但马上就发现小说的
重要文学价值,即设法将书出版。3月1日,热内同科克托的秘书保罗
·莫里安签署了他的第一个出书合同,此时,他正创作第二部小说
《玫瑰的奇迹》。
              
  5月, 他因偷一部绝版书再次被捕。作为惯犯,他很可能被判处
终身流放。科克托请了一位大律师为其辩护,审判那天,由于有“当
代最伟大的作家”出庭助威,热内只被判了三个月的监禁。
              
  9月24日, 热内释放后不到三星期,又偷书当场被抓获,蹲了四
个月的牢房,此时,《鲜花圣母》秘密出版,正在装订之中。
 
  12月,他在桑特监狱接待一位名叫马克·巴尔贝扎的年轻出版商
的探狱,不久,巴尔贝扎成了热内著作的主要出版商。
          
  1944年1月, 形势急转直下,他不但没有被释放,反而被当作流
浪汉转押到图雷尔劳改营,准备送往当时法奸保安队控制的集中营。
就在这危急关头,科克托再次动用他的各种关系将热内保释。但终身
流放的判决并没有被解除。
              
·1944-1948
              
  1944年4月, 在马克·巴尔贝扎主办的杂志《孥》上发表了《鲜
花圣母》的片段, 这是热内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给读者留下深
刻的印象。5月,在弗洛尔咖啡厅,让·热内认识了大作家萨特。
              
  8月19日, 他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年轻的法共抵抗战士让·德卡
宁在解放巴黎战役中牺牲,他开始写长篇小说《盛大的葬礼》献给烈
士。
              
  1945年3月《盛大的葬礼》脱稿,即投入《布雷斯特之争》。诗
集《秘密的歌》在《孥》上发表,第二年,《玫瑰的奇迹》也在该社
出版。
              
  1946年,热内开始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和诗歌《絮盖渔夫》
的创作,改写了他的旧剧作《严加监视》 ,并投入剧本《女仆》的写
作。1947年4月19日,《女仆》 在阿特涅剧院上演。7月,两个剧本在
杂志上发表,获七星诗社奖。诗集《苦役》发表。11月《盛大的葬
礼》在伽利马出版社不署名出版。12月,《布雷斯特之争》(科克托
插图)在保罗·莫里安处秘密出版。
              
  1948年5月31日, 芭蕾舞剧《阿达姆之镜》上演。《弩》杂志社
出版了让·热内的《诗集》。他还开始写剧本《辉煌》,但生前不让
搬上舞台。他写了一篇广播稿《罪童》,但受到禁止。
              
  1948年秋,瑞士出版商阿贝尔·斯基拉秘密出版了小说《小偷日
记》,伽利马出版社不甘示弱,几个月后也连忙出版。
              
  根据刑法规定,让·热内必须继续服刑。以萨特和科克托为首的
“全巴黎文学界”呼吁总统赦免对热内的刑罚,让·热内名声鹊起。

·1949-1954

   让·热内的文学成就开始得到文学评论的重视和承认。

  1949年2月,剧本《严加监视》在马蒂兰剧院上演,法国著名小
说家和批评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开始关注“让·热内现象”。伽利
马出版社则加紧出版《让·热内全集》。
              
  1949年8月12日, 法国总统发布特赦令,免除了对让·热内终身
流放的刑罚。但作家却陷入了莫名其妙的精神危机,沉闷不语,几乎
搁笔了五六年。他的创作源泉来自暗无天日的牢笼,一旦脱离了牢笼,
竟然有茫然若失的感觉。他后来对一位记者说:“自由了,我却迷路
了。”
              
  1949年,《小偷日记》由伽利马出版社正式出版。
              
  1952年,文学大师萨特为热内全集的出版鸣锣开道,写了《喜剧
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内》一卷长篇序言,顿时使让·热内闻名全世界。
热内心理上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压力。他对科克托说:“你
和萨特给我塑了像,其实我是另外一个人。这另外一个人有话要说。”
              
  这时期,热内在其好友扎瓦的陪同下到处旅行,去了意大利、德
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此时,他对电影情有独钟。1950年他编导
了短片《爱情之歌》。他还写了两部电影剧本:《禁止的梦》和《苦
役犯监狱》。
             
·1955-1961
              
  从1955年开始,作家恢复了创作活力。他从戏剧创作中寻找摆脱
危机的出路。三部剧本先后推出,使他在现代派剧作家中名列前茅。
              
  1955年春,他已经完成了《阳台》剧本的部分手稿,并开始创作
剧本《黑奴》。
          
  12月,他又编了一出短剧《她》,但“忘”在出版商的抽屉里了,
并开始《屏风的写作。如果说热内这三部剧本的构思灵感来得很快,
修改却异常艰难。《阳台》和《屏风》四易其稿,《黑奴》重写三次,
而且每次再版都要根据演出效果和各方评论进行修改,艺术上精益求
精。
              
  1957年《阳台》在伦敦上演。
              
  从1957年年底起,热内不再常住巴黎,又开始四出旅行,荷兰、
瑞典、科西嘉、土耳其、希腊都留下他的足迹。
              
  1958年,《黑奴》问世。在阿姆斯特丹,他在认真修改《屏风》
的同时,酝酿一部七本系列剧《死亡》。10月,《黑奴》在吕代斯剧
院成功上演。

  1960年,《阳台》最终搬上了法国舞台。
              
·1961-1967
             
  1961年2月, 《屏风》在《弩》上发表。此时他已50岁,正处于
荣誉的顶峰。他的书被译介到全世界,他的剧本到处上演,风靡一时。
他对旧作《苦役犯监狱》进行修改。
              
  1966年4月16日,《屏风》在巴黎著名的奥德翁剧院上演,引起
轰动和风波。
              
·1967-1972
              
  1967年12月22日,他开始一次远东的“再生”旅行,小住日本,
途径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
              
  1968年5月, 巴黎发生学生造反运动,他立刻从摩洛哥赶回法国,
支持学生游行,但拒绝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同年8月,他应美国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到美国参加反对越战的
示威游行。
              
  1969年11月,他再次到日本,参加日本铁路员工的游行活动。
              
  他对法国外国移民的生活条件深表关切,与萨特、杜拉斯等作家
站在一边,参加外国移民的游行活动。
              
  1970年3月1日至5月2日,他在美国声援“黑豹运动”,在各大学
做报告,向新闻媒体发表文章和声明,呼吁释放美国黑人运动领袖。
              
  1970年10月20日,根据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建议,让·热内访
问了设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原定逗留一星期,结果在那里住了
半年。12月初,他秘密会见阿拉法特,获得通行证并允诺为巴勒斯坦
人民作证。
              
  1971年经过巴黎时,他联合一批作家写一本关于黑人斗士乔治·
杰克逊的书,然后再写关于巴勒斯坦的书。
              
  随后的两年内,他三次来到约旦。但1972年12月,他被当作“煽
动者”驱逐出约旦。
              
·1973-1981
              
  由于美国拒绝给让·热内办理入境签证,约旦又禁止他入境,他
只好留在法国编撰关于巴勒斯坦和美国黑人的著作,但进展很缓慢,
10年后才成书。
              
  1974年,雅克·德里达出版了一部题为《丧钟》的书,系统地评
论了让·热内著作,此书得到被批评者的认可。这一年,热内在《人
道报》等报刊上发表同情和支持外国移民斗争的文章,再次到摩洛哥、
土耳其和希腊等国旅行。
              
  1976至1978年,他又在电影创作上费了不少精力,但半途而废。
              
  1977年,他为德国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旅”成员写的书作序,并
在《世界报》头版发表,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后来他不得不沉默了两
年。
              
  1979年他患喉癌住院治疗,身体明显开始虚弱。
              
·1982
              
  从1982年3月起,热内移居摩洛哥。
              
  同年9月, 他陪同一位巴勒斯坦女青年重返中东,来到贝鲁特的
第二天,正好遇到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首都,他们目睹了以军血洗
巴勒斯坦营地的暴行。19日,让·热内是进入尸横遍地的夏蒂拉巴勒
斯坦营地的第一位欧洲见证人。他感到大为震惊,立刻赶回巴黎,发
表了重要的政治性文章:《在夏蒂拉的四小时》。
              
·1983-1986
 
  1983年7月, 热内根据他多年写的手记和草稿,不分日夜撰写他
的最后一部书《一个恋爱中的俘虏》,因为他知道病情开始恶化。
              
  1983年12月,让·热内荣获法国文学大奖。
              
  1984年7月他再次重返约旦,去看望他熟悉的人和地方。
              
  1985年8月,他对最早的剧本《严加监视》进行修改。
              
  1985年12月,《一个恋爱中的俘虏》脱稿。
              
  1986年4月14日午夜, 让·热内逝世,享年76岁,安葬在摩洛哥
北部沿海西班牙城市拉腊歇的旧墓地上。
              
  1986年5月, 《一个恋爱中的俘虏》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人们
从书中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的看得见的一生只是精
心伪装的一个个圈套。”

附:《让·热内全集》目录

第一卷 让·保尔·萨特序:《戏剧演员和殉道者圣萨特》 
第二卷 《鲜花圣母》 《死刑犯》 《玫瑰的奇迹》《爱情之歌》 
第三卷 《盛大的葬礼》 《絮盖渔夫》 《布雷斯特之争》 
第四卷 《某某怪词》 《一幅伦勃朗画残片》 《阳台》 《女仆》 
    《严加监视》 《致罗杰·布兰的信》 
    《怎样演〈女仆〉》 《怎样演〈阳台〉》 
第五卷 《走钢丝演员》 《伦勃朗的秘密》 《贾科梅蒂画室》 
    《黑奴》《屏风》 《罪童》 
第六卷 《公开宣布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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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小偷日记》序

  不是那喀索斯顾影自伶。多少人倾身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但
在水中,只不过看见了人的模糊表面而已。热内却到处看到自己;最
粗俗最阴暗的表面都可以照出他的身影;甚至在别人内心他都可以发
现自我,并同时把别人埋藏最深的隐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不
安的复制人主题,影像,酷似别人的人,敌对的兄弟,在他的著作中
随处可见。他的每部作品都有这种神奇的自我写照和自我反照的属性。
          
  热内表现了一群躁动不安的芸芸众生,他们使我们大吃一惊,使
我们心荡神驰,他们一个个化作热内目光下的热内。

  在《小偷日记》里,复制人的神话已经修炼成形,达到不分彼此、
神形兼似、炉火纯青的境界:热内在日记中谈热内,直抒胸臆,无须
中间人;他诉说他的经历、他的穷困、他的荣耀、他的爱情;他把他
的思想编成故事,人们似乎可以相信,他像蒙田那样,有自我画像的
善良而亲切的设想。但热内从来就没有亲切过,甚至同他自己都未曾
亲切过。不错,他什么都说。全都是真实,除了真实别无所有:但这
是神圣的真实。他的自传不是自传,自传只不过是其表面,实际上是
神圣的天体起源论。他的故事不是故事,这些故事使您感动,使您著
迷,但您却觉得他是在给您讲事实,而且您会突然发现,他在给您描
绘宗教日常礼仪;即使他是在讲“唐人街”上蓬头垢面的叫花子,也
是为了借题发挥。在先权问题和礼仪礼节问题上,他简直就是这个圣
迹区里的圣西蒙。他的回忆录不是回忆录,他的回忆是准确的,但也
是神圣的。他谈自己的一生,好像福音传道者,作证令人惊叹……倘
若您眼力高明,您就可以看到在被包装的神话和神话之间,有那么一
道细线,您就会发现很可怕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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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国者、小偷与同性恋者
              ──热内访谈

【编者按:加拿大记者麦德琳·戈贝尔通过西蒙·波伏娃认识了让·
热内。戈贝尔请热内接受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热内问戈培
尔将从杂志那里得到多少报酬,并要求分一半给他。这场采访于
1964年1月在巴黎进行,杂志后来登载了经过减缩的采访记录,
以下则是采访全文。在采访中,热内对于刺杀肯尼迪的奥斯沃尔德表
示同情,并声明支持美国的狱中作家卡里尔·查斯曼(Caryl 
Chessman)。

  1964年,热内与钢丝艺术家阿巴达拉维持了一段较长的热烈
的情侣关系。这场采访结束后两个月,阿巴达拉因为无法忍受热内对
他的忽视而自杀,这对热内的震动很大,使他发誓封笔,直到七十年
代才恢复写作,为美国的激进派黑人团体“黑豹”和巴勒斯坦人而呼
吁。】

戈贝尔:让·热内,今天你已经是一位著名作家,你的作品已经被翻
译成多种语言,戏剧作品也被搬上了舞台,《黑人》这个剧作在纽约
连续上演了三年,一部根据《阳台》改变的电影引起了巨大争议,英
美评论界也对小说《鲜花圣母》颇有盛赞。你的上一部作品在出版时,
萨特发表了一本六百页的有关你的书。然而,我们对你的作品的主要
了解──或者说你的个人商标──仍然是“小偷、叛国者、胆小鬼、
同性恋”。这听上去简直就象个广告噱头,对此你是如何看待呢?

热内:将内心的动机深挖出来,并打成广告,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广
告业就知道如何这么做。假如我用这个标语来展开一场广告宣传,估
计也会取得成功。

  毫无疑问,我于近二十多前开始出书的时候,就强调了自己符合
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也正因如此,我承认其中含有做秀的成分,或者
说不完全受作品的驱使。我当时很想引人注目,因此就半自觉地开始
了自我推销。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选择了一种不那么简单的方
法,这也使我陷入了危险。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小偷、叛徒和胆
小鬼,撕掉了一切遮掩和伪装,但随即而来的担心使我夜不成寐,而
我也写不出得到社会认同的作品。简尔言之,在媒体上做出那些煽情
的标榜后,我只能豁出去,让自己处于一种社会无法容易触及我的景
况。

戈贝尔:为什么你决定使自己成为小偷、叛国者和同性恋呢?

热内:我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确实有一些事实。我开始偷东西时,
那是出于饥饿,但后来我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对此加以适应。
至于同性恋,我一点主意都没有。我对此又知道多少呢?为什么我们
在做爱时选择某种姿势?同性恋加在我身上,就好像我眼珠的颜色、
我脚趾头的数目一样来得自然。小时候我就感觉到受到其他男孩的吸
引,对女人则毫无兴趣。只有后来我对这种性吸引有所了解后,才象
萨特所说的那样“选择”了同性恋。换而言之,我必须对此感到习惯,
虽然我知道社会对此并不赞同。

戈贝尔:你上次出狱是在什么时候?

热内:我想是1945年。

戈贝尔:你这一生在狱中度过了多少年?

热内:假如把我在少教所的日子也算进去的话,前后总共有七年。

戈贝尔:你是否在狱中形成的对作品的想法?尼赫鲁曾经说过,狱中
的日子是他思考人生的最佳时光。

热内:那就把他重新投入狱中吧。

戈贝尔:你现在还偷窃吗?

热内:你呢,小姐?

戈贝尔:……

热内:你不偷窃,你从来没有偷过东西吗?

戈贝尔:……

热内:当然,我现在偷东西的方式和原先的完全不同。现在我的作品
可以支付给我巨额的版税,至少这些款项在我看来非常巨大,而其来
源无疑是我头几次偷窃的结果。所以说,我在继续偷窃。其实我的意
思是说,我对社会仍然抱着不诚实的态度,但社会却认为我已经变得
诚实。

戈贝尔:直到三十岁之前,你一直在欧洲游荡,从一所监狱到另一所
监狱。在《小偷日记》中,你也描述了这段时光。你认为自己是个成
功的窃贼吗?

热内:“成功的窃贼”……你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听起来很有趣味。
你大概想问,我是否是个很有能力的窃贼。我并不笨拙,但偷窃的操
作中总是带有一定虚伪的成分,比如说,你必须在偷窃中隐藏自己。
掩藏自己时,你也就隐藏了一部分行动,你就不可能对此完全占有。
在法官面前坦白一切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在法官面前学会否认,用
隐藏来否认。当你隐藏自身来做事时,你总是显得笨态百出。我的意
思是,你无法竭己所能,而有些隐藏则更是在否定所采取的行为。对
我来说,偷窃导致了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其中包括将自己的行为公
开化,或者出于虚荣、自负或真诚而将这一切写成书出版。每一个小
偷的内心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他在不断地质问自己,质问自己的行为,
但他又必须在公共场所做出这样的质问,因此一到偷窃,他的行为就
很笨拙了。

戈贝尔:你的这种笨拙是否来自自己过于理智地看待这一切?报纸总
是赞誉般地大肆渲染大偷窃案,将犯罪描绘得极具光彩,比如说曾经
使英国警察署惊慌万分的列车偷盗案,犯罪者从中获取了几百万美元。

热内:几百万美元?这肯定是警察事先设下的圈套!我对此决不怀疑,
这肯定是警察,或者退休的列车长,或者是值班的人,或者政府部门
的人捣的鬼。那些自我认同为小偷的人,那些单独行动的人,注定是
要失败的。

戈贝尔:你指你的小说中那些对其他同性恋者犯下可鄙罪行的人物,
或者说那位在教堂里行窃的人?电影或者媒体是很少反映这种罪犯的。

热内: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从电影上来看,我想美国人为了保存
自身,为了保持完好无损,他们不得不塑造这些代表恶势力的黑帮形
象。这种黑帮当然只能存在于想象中。美国已经树立了这些想象出来
的黑帮形象,所以你就不会将美国认同为恶魔。美国有好的一面,比
如美国的宪法,为法国人、西方人、东方人或者任何地方的人所了解
的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也是个恶魔,一个赤裸裸的黑帮分子,就象
意大利的黑手党那样。美国人已经发明了一种并不存在的黑帮,大概
只有工会领袖才能够沾上些边。据我所知,美国文明极为乏味。看一
个国家是否有趣,你只要看看其不法之徒徒如何就行了。我们从电影
和书本上所看到的不法之徒是如此残暴,你都不想见到他们。但我们
也知道,肯定还有一些举止温良而又体贴人心的匪徒。

戈贝尔:萨特说,你准备在生活中将恶魔的色彩体现得淋漓尽致,这
是什么意思?

热内:将恶魔的色彩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说你再也不会受到社会
道德的任何影响。我不是说我将至死坚持这种生活方式,而是需要寻
求庇护,而当我需要庇护时,我不会去良善那里寻求,而只会在邪恶
那里获取。

戈贝尔:当然,作为著名作家,你在社会中却可以处于善的这一边。
你经常抛头露面,出入社交场所吗?

热内:不。社会从来不犯错误。首先让我说明,我不喜欢出去。出去
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人们也不邀请我,因为他们马上会看到我格格
不入。

戈贝尔:你与罪犯相处,与那些受到社会羞辱的人相处时,有没有团
结的感觉呢?

热内:一点也不。根本不可能有团结,因为如果一出现团结这东西,
那就会形成某种道德,而这又是向善的一种回归。比如说,假如两三
个罪犯之间有着某种相互忠诚,这就形成了某种道德协定,而这将导
致善的产生。

戈贝尔:当你阅读某种犯罪的描述,比如对奥斯瓦尔德的犯罪过程的
描述时,你的感觉如何呢?

热内:啊!假如你指的是那个,那我确实能够产生某种团结的感觉。
当然不是因为我对肯尼迪总统怀有敌意,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但
对于那些敢于反抗有组织并且谴责邪恶的社会的孤独者,我当然会站
在他这边。我对他的同情犹如对于一位在社会中处于孤独的艺术家的
同情,就这么一回事。我支持任何孤独者。但不管我在道义上如何支
持他们,孤独者总是孤独的。不管我如何同情他,奥斯沃德在犯罪时
还是孤独的。不管我多么喜欢伦博朗,他在绘画时总是孤独的。

戈贝尔:你同以前的狱友还保持联系吗?

热内:一点都没有。你看看,我从世界各地抽取版税,《花花公子》
派你来采访我,而他们都还在监狱中,我们怎么可能保持联系呢?在
他们眼里,我是个背叛者。

戈贝尔:你认为这是一种背叛?

热内:我当然背叛了一些东西,但这样做是为了其它更值得珍惜的东
西。我必须背叛偷窃,因为偷窃是一个单独行为,而我必须采取这个
行为来赋益另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那就是诗歌。我必须这么
做。为了成为自己理想中的诗人,我必须背叛小偷的身份,但“改邪
归正”这个观念并不令我开心。

戈贝尔:你背叛了罪犯,但同时又受到都市人的鄙视,生活在这种羞
辱之下,你感到习惯吗?

热内:它并不令我感到不高兴,当然这只是个人习性的问题。我这样
做是出于自负,但这并不是我个性的最佳一面。假如其它一切都不变
的话,我还是会选择羞辱。路西菲就象上帝降临人间的羞耻。我这么
说当然带些自傲的情绪,这听上去有些愚蠢,但我也不必断绝这种念
头,因为它是如此天真而浪漫。

戈贝尔:罪犯对你产生过什么影响吗?

热内:还是问问法官对我有什么影响吧……要成为法官,你必须沿着
法律的轨道,从十八九岁的美好年华开始就涉足这个领域。世界上确
实有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给别人判罪来挣钱,而自己则毫无危险。
以下就是罪犯对我的影响:他们让我去思考法官的道德。但不要太轻
信这个想法,不幸的是,每个罪犯都有个法官的对立面,反之却不是
如此。

戈贝尔:你的目标是否在于颠覆所有道德?

热内:我会更热衷于抛弃那些常规性的道德,那些已经凝固化并且阻
碍进步、戕杀生命的道德。但艺术家从来就不具有完全的摧毁力,比
如要写出一个和谐的句子就需要某种道德,也就是说作者和读者之间
的沟通。我写,目的在于让人来读。假如没有目的,写作也就失去了
意义。在美学中,总是有着某种道德,比如你对我的认识就是来自我
二十年前写的东西,但我并不想让你觉得我很可憎,或者很迷人,或
者很容易被接受,等等。我只是勤奋工作而已。

戈贝尔:让我们再回过头谈一下你作为作家的道德观,特别是你写了
《女仆》与《黑人》两部剧作后。让我们再谈一谈你所说的常规性道
德问题。比如说,在你的个人生活中,你使用毒品吗?

热内:我对于瘾君子有着一种本能的抵触。吸毒就等于丧失意志力,
毒品使人进入一种幼虫状态:人成为繁叶中的一片,蛹群中的一只,
它使人丧失了个性。

戈贝尔:那你尝试过毒品吗?

热内:是的,但除了丧失意志力的痛苦之外,它对我毫无作用。

戈贝尔:大家说你从来不喝酒,为什么呢?

热内:因为我不是个美国作家。有一天晚上,我与萨特及杜伏娃一起
进餐,他们两个都喝了两杯威士忌。杜伏娃对我说:“我们每夜都必
须通过酒精来迷失自我,但你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现实中的你已经迷
失了。”一点点酒精麻醉对我来说没有太多的作用,因为我失去意识
已经颇有些时日了。

戈贝尔:但你总得吃饭吧?

热内:从英国回来后,我就特别想吃饭。我与法兰西民族只是通过语
言和食物保持联系。

戈贝尔:有人认为《鲜花圣母》是你的杰作,这本书其实描述了狱中
的一次长时间手淫,那时候的你曾说诗歌“这门艺术是创造粪屎后,
让人们吞下去”,你对一切描述都极为细致,动用了所有色情词汇,
甚至让宗教仪式也在交媾中结束。你这样做难道没有想到作品会接受
审查吗?

热内:在法国,有关“淫秽用词”的审查并不存在。假如我最近完成
的剧本《屏障》无法在法国上演的话(它已经在德国上演,并将被搬
上美国舞台),那时因为法国人认为里面包含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内
容,但我认为自己在作品中并没有涉及这个。这场战争仍然刺痛着法
国人,所以我必须得到警方的保护,但警方是不会保护让·热内的。
至于说“淫秽用词”,我承认它们是存在的。既然存在,它们就会被
用到,不然的话这些词语的出现还有什么意义呢?假如我不去用这些
词汇,它们只是半生半死,而伟大艺术家的职责就在于维持这些词汇
的生命力。你向我提醒了我以前曾经对诗歌做出的评价,但我现在已
经不会这么说了。假如你想要对某个事物有所了解──我指稍微有些
了解──而不是了解全部,那么你还是需要消除自己心中的反感情绪。
对于今日的社会,我还是怀有一些反感,但已经越来越少,我希望它
最终能够消失。到最后,我会不在乎一切。但当我动笔时,我仍然会
陷入反感的情绪中,而诗歌可以借助语言,将充满恶意的题材转化成
堂皇的东西。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我可能会反对你,现在我既不反
对也不支持你。我们走过了同样的时光,但我的问题不再是与你对立,
而是针对我们共同所陷的情势做一些事。假如今天有人读我的书时感
觉到性兴奋,那是因为书写得糟糕,因为诗歌的力量可以如此之强,
它不会让你感觉到性兴奋。假如说我的书被视为色情,我并不试图对
此否定,我只是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够档次。

戈贝尔:你读过纳波科夫或者D.H.劳伦斯的作品吗?

热内:从来没有读过。

戈贝尔:你对亨利·米勒有兴趣吗?他的作品也被视为“淫秽”,从
而曾经在美国被禁。

热内:我对米勒不是很了解。就我所知,他并不令我感兴趣。他书里
的谈话太多,喋喋不休。

戈贝尔:依你看来,为什么米勒的书在美国长期被禁呢?

热内:我无法探入美国查禁人员的头脑。

戈贝尔:让我们来谈一下你的那本《鲜花圣母》吧,它已经被译成英
语,并在美国出版。你是在狱中写成这本书的吗?

热内:是的,而且它给我的牢狱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我甚至梦想
和一位出版商合谋,只发行有限的三四百本,那么这本书就会传入那
些心理毫无设防的读者中。不幸的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因为它需
要在无人置疑的情况下送往出版商,再卖给同性恋者和作家,最后购
买的人也就这么些,但这些人其实都已经知道书中写的是什么。但我
要让此书流入信奉天主教的银行家的手中,警察的手中,看门人的手
中,而他们在阅读之前根本不知道书中写了些什么内容。

戈贝尔:你过去为什么习惯在狱中写作呢?

热内:我们在狱中时,每天有人分纸张给我们,我们要用它来做纸袋,
我就是在这些纸张上开始写《鲜花圣母》的。那时候正值二战打响,
我根本就不期望能够出狱。我不能说自己完全在口吐真言,但我创作
时的心态确实相当真诚,怀有一股激情和愤怒,而我当时一点都没有
对愤怒加以克制,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作品是不可能被出版的。有一天
我们被从牢房带往法庭。当我回到牢房时,发现手稿不见了,然后我
被召到监狱长的办公室,他关了我三天禁闭,我只能食用面包与水,
因为我动用了那些“并不是用来创作杰作的纸张”。监狱长偷取我手
稿的行为,让我觉得很羞辱。我只好从商店里订购了笔记本,钻进被
窝后试图记起白天写了些什么,这点我倒是做到了。

戈贝尔:你的手稿很长吗?

热内:大概有五十页吧。

戈贝尔:你认为自己与卡里尔·查斯曼有相似之处吗?

热内:一点都没有。查斯曼总是为自己辩护,他总是否认那些使自己
身处鄙视的事情。他处心积虑地否定那些核心内容,所以我对他毫无
兴趣。美国人通过查斯曼案件来清洗自己的意识,并将小偷和杀手拉
开距离,这并不令我感到惊奇,他们的水平不过如此。查斯曼本来可
以骄傲地宣告一些事情,但他却对此加以否定。他成功地使自己免于
死刑,因为他熟知美国法律,使自己多活了十多年。这当然也算个成
功,但并非文学意义上的成功。

戈贝尔:你是否出于孤寂才从事写作的?

热内:不是这样,其实我开始写作后,发现自己更孤独了。不,我不
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始写作。其中的原因究竟如何,我确实不知道。也
许是这样的:我第一次发现写作的力量,是给一位在美国的德国朋友
发了张明信片。我记不得当时给她写了些什么,我写字的这一面是白
色,并带些沙质,有点象雪花,于是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了监狱里看不
到的雪,还有圣诞节。因此,与其写一些往事,不如开始谈论这张明
信片的质量,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萌发写作的念头。我不能说这里面
有什么动机,但写作确实使我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戈贝尔:那你是如何让书付诸出版的呢?

热内:当时的一位名叫吉罗姆·哈诺脱的人帮了忙,他现在是《巴黎
竞赛画报》的记者。他将我写的一首题为《死刑犯》的诗歌交给了让
·考克多,考克多出资让这首诗出版了。

戈贝尔:你就是这样进入法国文学界的?

热内:我从来没有想成为法国文坛的一员。

戈贝尔:确实有人将你视为一种“案例”。在作品中,你曾说圣洁是
“法语中最美丽的词汇”,并说“罪犯与圣人永远成双成对”。圣洁
……你的对手想剥夺你用这个词的权利。

热内:我每用一个词或者一个标点,我的对手都会感到颤栗。莫里亚
克甚至在文章里要我停止写作。基督教徒──特别是那些作为我敌手
的基督徒──是圣洁这个词的拥有者,所以他们不想授权我来使用这
个词。

戈贝尔:圣洁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热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戈贝尔:在精神世界里对完美的追求。

热内:我的敌手并不介意圣人加谬,那他们为什么要介意圣人热内呢?
听着,在小时候,我很难想象──除非我竭尽全力做白日梦──自己
会成为总统、将军,或者其他什么人。我是个私生子,不可能有任何
社会地位。假如我希望自己前途似锦,那我自己还剩什么呢?假如我
想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由,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假如诚如你所言,我
在写作方面略有其才的话,那么我还剩下什么呢?我所剩下的值得向
往的东西就只有圣人了,也就是说对人性的否定。

戈贝尔:你在罪犯和圣人之间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热内:孤独。假如你仔细观瞧的话,你难道没有发现,最伟大的圣人
往往很象罪犯吗?圣洁这个词很吓唬人,社会和圣人之间没有任何看
得见的协定。

戈贝尔:听你谈话,或者读你的书,总有一种惊奇的感觉。象你这样
背景的人(一个私生子和弃儿)居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凭直觉写作的
作家。相反,你在不断争辩,不断建构。要将你和诸如福克纳或海明
威等的美国作家相联系,似乎很困难。

热内:我也在问自己──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自己这样
是否是因为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因为它从小就围绕着我。在我十五
岁的时候,有这么一股思潮席卷了全国,那就是法国人知道自己是世
界的主人,不仅是物质世界,同时也指精神世界。

戈贝尔:即使一位私生子也能够被接纳?

热内:对此我无法逃避。我的作品就是长期以来受文化影响的结果,
但我觉得自己更象个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

戈贝尔:受害者?

热内:压制性的文化表达模式禁锢了强烈的情感和新鲜的直觉,扼杀
了生命力。假如我出生在美国,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很细腻很敏感的诗
人,但我现在却是一个善辩家。还要说一句,没有任何文化是完整完
美的。欧洲作家也和美国作家一样,都是根据市场的要求来决定自己
的表达方式,欧洲侧重于文化的外表,美国更喜欢说作品是发自内心
和直觉。不管如何,两者都在撒谎。我们对真相进行撒谎,但除此之
外,确实没有其它表达方式。总的说来,美国的表达方式比较粗糙和
直觉化,而欧洲一直试图保持文雅和理性的外表。

戈贝尔:在你看来,为什么哲学大师让─保罗·萨特写了本六百页的
书呈献给你呢?

热内:萨特假定人的自由,相信人人都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我就
是他理解自由的一个例子。从我身上,他看到了一个人并不屈服命运,
而是宣告自己的应得,并下定决心不惜走极端。

戈贝尔:萨特作为作家和朋友,你对他的看法如何呢?

热内:萨特总在重复自己。他有一些重要的观念,借助不同的形式来
表达。读他的东西,我的脑子比他的转得还要快。不过他最近的作品
《词》令我感到惊奇,这本书显示了一种竭力想挣脱资产阶级的愿望。
在一个人人希望成为良妓的社会里,我很高兴遇到一位对自己的娼妓
身份有些自知之明但不需要任何尊严来做掩盖的人。我喜欢萨特,因
为他很滑稽,很逗乐,而且理解一切。和一位带着微笑理解一切而不
是喜欢评头品足的人面面相对,这是很令人愉快的。他并不接受我的
所有行为,但即使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也会很高兴地去倾听。其实他
是个很敏感的人,十或十五年之前,我几次看到过他脸红。脸红时的
萨特是很可爱的。

戈贝尔:你在读他呈献给你的书时,感觉如何呢?

热内:其实我感到有些难堪,仿佛看到自己一丝不挂,而剥我衣服的
却是别人,不是我自己。我在创作时,也有脱衣服的感觉,但我同时
用词语、选择、态度和魔力来为自己做伪装。我试图不让自己受伤太
重,萨特则毫不留情地把我扒个精光。他还用现在时来描述我。他给
我看过该书的手稿,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把它烧了,但我最后还
是允许他将该书送往出版商,因为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看我,应该由
我自己来负责。但我确实用了很长时间来愈合心头的创伤。当时我几
乎丧失了写作能力。当然,我仍然可以机械地动笔,或者自动写出一
些色情小说,但萨特的书使我脑袋全空,从而对我的心理造成某种摧
残,但这种摧残使我陷入了沉思,也摧发了我后来在剧本方面的创作。

戈贝尔:这种脑袋全空的状态维持了多久?

热内:我在这种悲惨境地里生活了六年,当时只是从事生活中的幼稚
动作,比如开开门,点点香烟……这种生活只会有几秒光亮,其它的
都是沉闷的阴影。

戈贝尔:但你的第一部剧作《女仆》写于1947年,而萨特的书直
到1952年才出版。

热内:确实如此。萨特的书的出版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信息,它只是往
前推了一步而已。

戈贝尔:你的剧作很成功,特别是在美国,《黑人》至今已经连续上
演了差不多四年。你如何看待这些成就呢?

热内:我对此还是有些不习惯,其实我也感到有些惊奇,也许美国和
我想象的不一样,也许在那里什么都能够发生,其中包括人道温情。

戈贝尔:你写了四部剧作,我们知道的有三部,它们是《女仆》、
《黑人》和《阳台》,这些作品都非常令人感到困惑,比如我们会问,
你在《女仆》中是否支持被雇者起来反抗雇佣者,《黑人》是否支持
黑人反抗白人,或者与此相反。你的作品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

热内:我对此并不在乎。我的本意是创作剧本,将情感提炼后,用戏
剧化的形式表达出来。我的剧本是否为黑人服务,我对此毫不关心,
事实上我也不相信这个。我认为反对殖民化的行为对黑人来说,要比
任何剧作都有用得多。同样的道理,对于女仆来说,一个女仆联合会
比一本剧作要有用得多。我只是想让黑人以及那些被社会疏远从而无
从表达自己的群体发出一个声音。有个批评家说:“女仆从来不会这
样讲话。”我要说,她们确实是这样讲话,但只是对我而已,而且是
在午夜。假如你告诉我,黑人不是这样讲话的,我要对你说,假如你
把耳朵贴在他们的心窝上,你就知道他们确实这样讲话的。人们必须
听到那些不经过特定的模式处理的语言。

戈贝尔:但你的剧作确实关注那些无权无势的人。

热内:也许这些剧本和我本人是一种对立。也许我是那些白人,是老
板,是《屏障》中的法国人,特别当我需要了解他们的愚笨之处时。
你问我是否偷窃,我觉得这并不重要。我从来不从个人那里偷东西,
我只是偷窃某个社会阶层,而我对阶层的观念根本不放在心里。

戈贝尔:萨特说,读你的书犹如在妓院里过了一夜。你有很多客户,
因为你的名气太大了。你挣了这些钱后怎么花费呢?

热内:这个你管不着。

戈贝尔:你经常接受采访吗?

热内:从来不。让一本我一无所知的杂志来采访我,波伏娃可算是费
尽了心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采访,以前只不过在餐馆吃饭时顺
便和别人聊几句。我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美国为自己的剧作做广
告。你看,其实我是挣工资的,我不用张扬就能够让作品挣钱。假如
作品有力量,它总会成功的,假如它缺乏力量,那对我来说真是太不
幸了。

戈贝尔:但你已经成功了,你如今是个知名人物。

热内:我有自己的个性,非常奇特的个性。个性(这个词总让我感到
欣慰)可以走四方。我有去美国的签证,四年前拿到的,但我认为美
国领事肯定是犯错才给我的。当他们得知我是谁后,就不再允许我使
用它了。

戈贝尔:是因为你的犯罪记录或者你的同性恋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吗?

热内:我完全愿意讨论一下同性恋。这个话题让我兴致勃勃。我知道
同性恋在伪艺术圈子里已经受到了大量的检视,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仍然受到谴责。对我来说,同性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假如你认为这
是一种诅咒的话,那是你的问题。对我来说,我认为这是个祝福。

戈贝尔:同性恋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热内:它让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并帮助我理解他人。我并不是说,
同性恋是唯一的影响,但假如我没有和阿尔及利亚人有过做爱经历的
话,我也许不会站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这一边。不,其实不管
如何,我都会站在他们那一边,但确实通过同性恋使我认识到,阿尔
及利亚的男人和其他国家的男人其实是一样的。

戈贝尔:你对女性产生过兴趣吗?

热内:有过,四个女人曾经令我发生兴趣:圣母玛丽亚、圣女贞德、
玛丽·安东内特和居里夫人。

戈贝尔:同性恋在你目前的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热内:我想和你谈一下它对我的教育作用。显然,那些曾经得到我照
顾的人,我跟他们都上过床,但我并不只是对做爱感兴趣。和他们相
处时,我试图重新尝试自己的历程,其中包括成为弃儿、叛国、被社
会抛弃,以至最后写作,也就是说通过其它方法回到社会中来。这种
态度很独特吗?同性恋使同性恋者无法将自己纳入法律的轨道,迫使
他们质疑社会价值观,所以当有人想照顾一位年轻人时,他对此肯定
不会敷衍了事了。他会教育年轻人有关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而这种冲
突在正常社会里也是存在的。现在有一位名叫杰克·马格利亚的年轻
司机和我在一起。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他刚开始时是偷车,到后来什
么都偷,但我很快意识到他应该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我给他买了车,
他现在21岁了,是个职业赛车手,对偷盗也洗手不干了。他曾经是
个亡命之徒,但现在不是了。偷窃、受到抛弃和我的影响,使他成了
一名赛车手,重返社会。通过成就、通过探索自身的最佳优势,他又
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戈贝尔:他赛车时,你会陪他去吗?

热内:我一直跟随着他,去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我是他的
计时员。

戈贝尔:你对赛车有兴趣吗?

热内:起初我觉得这是项愚蠢的运动,但现在看来却是严肃而美丽。
一辆快速飞驰的赛车有着一种戏剧感和美感。赛车者也很孤独,就象
奥斯沃德一样。他们冒着死亡的危险。当他取得冠军时,这一切图景
是如此美丽。赛手需要特别细腻的个性,而马格利亚正好具备这个。
布鲁兹最后在赛事中死去,但马格利亚正声名鹊起,他肯定会声名显
赫的。

戈贝尔:他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吗?你爱他吗?

热内:我爱他吗?我爱这种尝试与冒险,我爱他所从事的事情和我为
他做的一切。

戈贝尔:你是否花很多时间照顾他呢?

热内:假如你关心某人,你必须很严肃地付诸于行动。上个周末当我
们开车回巴黎时,我并没有在车里吸烟,因为他当时正聚精会神地按
170公里的时速开着车。

戈贝尔:这种让自己屈从于别人的行为是否很女性化?

热内:在年轻人身上可以发现同性恋所具备的女性气质,这种气质有
助于开发他的善良品质。我曾经看过一个有关梵帝冈的电视节目,有
几位红衣主教出了场,其中有两三个没有给人任何性的意味。那些女
性化的人士非常乏味而贪婪。但其中有一个人,即列俄纳特主教,身
上似乎有一些同性恋味道,而他看上去非常善良而又智慧。

戈贝尔:现代男人总是被指责失去了阳刚之气,你觉得同性恋是否在
鼓励这种趋势呢?

热内:即使阳刚之气要丧失殆尽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的。阳刚
之气只是逢场作戏而已。美国演员总是想显出阳刚之气,加谬总想给
人阳刚的感觉。对我来说,阳刚气质应该用于保护别人,而不是用来
当采花大盗。当然,我在这方面并不是最佳发言人。当男人卸下一切
伪装,他就会盔甲全掉,从而暴露出你在平时无法见到的细腻。也许
现代女性的解放运动使男人去除了一些老眼光,因为他们现在需要相
处的女性并非百依百顺。看看杰克·马格利亚,他一点都不女性化,
但他的敏感令我深感兴趣。当我给他买了第一辆赛车时,他问他感觉
如何。“我有些难为情。”他说,“因为它比我漂亮。”

戈贝尔:你认识马格利亚多久了?

热内:他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每次碰到一位年轻人,我跟
他们相处时都需要有所创新,因为他们的脾气、性情和爱好都不一样,
所以每次我和他们相处,都象是一个创新的行为,就好象我问法官的
每次判决有何变化,法官必须有创造力,他能在一生中做出四五种不
同的判决,因为每次判决都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戈贝尔:但当马利利亚在参加赛车时,给他鼓掌的正是你所厌恶的社
会。

热内:我明白这一点。民族主义总是使群情激昂。马格利亚知道,每
次赛车,他都是冒着死亡的危险。假如他得意忘形,就可能送命,或
者使自己丧失能力。假如他过于自负,他也会丧命,就好笑我在当小
偷和作家时,假如太自负的话,也会陷入危险。

戈贝尔:当你没有和马格利亚一起在赛车场上时,你做些什么呢?

热内:在没有赛车的时候,我过着半愚蠢的生活,就象其他所有人一
样。我会从事剧本创作,但并不是每天都会扑在这上面,只是心血来
潮时动动笔。也许我会和皮埃尔·布莱兹一起写本歌剧,他今年在巴
黎歌剧院上演了令人仰慕的阿尔本·伯格的歌剧《沃泽克》。

戈贝尔:创作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热内:是的,因为我觉得应该对得起时间,我要创造,而这个创造就
是写作。并不是说别人觉得我应该负责任,或者我自己认为应该负责
任,而是我觉得应该对得起上帝。当然,一谈起上帝,我没有太多可
说的,因为我对他知之甚少。

戈贝尔:你信奉上帝吗?

热内:我觉得自己还是信的,但我对问答式的教义概括不以为然。假
如有些事情对我的生命来说至关重要,我何必还要去郑重重申一下
呢?它们并没有强加于我,并没有什么东西要我从事什么事情,但我
为什么觉得自己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呢?以前,我可以通过写作来回
答这个问题。我在孩童年代的反叛,我在14岁那年的反叛都不是针
对信仰,而是作为一名受到唾弃的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情形的反叛,
但它并没有触及我最深的信仰。

戈贝尔:你相信永生吗?

热内:这个问题应该让神学家来回答。你是梵帝冈的成员吗?这个问
题对我来说毫无道理可言。

戈贝尔:那么作为一个在写作中体验到生命存在的作家,你不再从一
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而是从一个旅馆房间转到另一个旅馆房间,
你认为这有什么道理可言吗?你很富有,但又一无所有。我数过:你
写了七本书,现在却只有一只闹钟,一件皮夹克,三件衬衣,一套西
装和一个手提箱。这是你所拥有的一切吗?

热内:是的,但我为什么需要更多的东西呢?

戈贝尔:为什么如此满足于贫困呢?

热内:(大笑)因为这是天使的优点。听着,对这一切我一点都不在
乎。我去伦敦时,我的经纪人会给我订好里兹饭店的房间,但这一切
奢华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我只想写作,就这么回事。

戈贝尔:你的生活方向是什么呢?

热内:走向遗忘。我们所有的活动其实就象一名流浪者所经历的一样
模糊或者令人发眩,但我们很少花些努力,走出这片迷茫,而写作是
我寻求突破的手段。

(二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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