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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增│
│ ２８ ♀♀ 桃 红 满 天 下 ♂♂ │
│ 期 ≈≈≈≈≈≈≈≈≈≈≈≈≈≈≈ 刊 │
│ 卖血与艾滋病感染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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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年９月７日出版 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创刊 │
│ │
│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ＣＳＳＳＭ）主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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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贫困促使一些农民走上了卖血之路。虽然我国政府于
１９９８年颁布了《献血法》，希望通过无偿献血来切断有关卖血引
起的病毒感染（如艾滋病毒感染），但各地的卖血现象没有受到阻止。
卖血已经成为艾滋病在我国扩散的主要渠道之一。由于种种原因，这
个严峻凶险的情势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披露。《桃红满天下》在本期增
刊中，推出这方面的有关报道，希望引起公众对此现象的关注。
另请参看《桃红满天下》第１６期增刊《献血与公共卫生》和中
国新闻社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第１８期中的详细报道（２０００
年８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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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① 艾滋病可能成为中国民族灾难
② 河南部分地区艾滋病泛滥成灾
③ 走访河南“艾滋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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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可能成为中国民族灾难
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公布：２０００年，中国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将累计达到６０－１００万人，中国将每年为此付出４６００
至７７００亿元人民币的代价。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中国国家性灾难！
据中新社引述《中国新闻周刊》指出，１５年前还是一片净土的
中国，现在已经是到处都能发现艾滋病的国度。１５年前，人们谈论
起艾滋病的时候，脸上还都带着一种暧昧的笑；现在，人们谈论起艾
滋病，就像谈论晚餐吃什么。
中国官方报告称，到1999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共为15000多
例；专家估计：保守数字至少５０万人，并且以每年３０％的速度增
长。专家断言：艾滋病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
中国新闻周刊引述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的话说：
“假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
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灾难。”
文章指出，按照曾毅的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６０至
１００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４６００亿元
到７７００亿元。这个数字曾让中国有关领导人担心：艾滋病一旦流
行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果。
卫生部公开披露的数字是：从１９８５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
到１９９９年９月底，中国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１５０８８例，
其中艾滋病病人４７７例，死亡２４０例。
《中国新闻周刊》援引艾滋病专家学者的观点指出，这类数据远
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只能误导
决策者，错失抵抗艾滋病之害的良机。”
文章举例指出，１９９４年以前，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云南
的吸毒者。１９９４年后，艾滋病传播超出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
１９９８年６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间，艾滋
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专家估计的艾滋
病毒感染人数直线上升，１９９３年为１万，１９９４年为３万，
１９９５年为１０万，１９９８年是３０万，１９９９年，保守的估
计数字是５０万。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开
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
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
已超过非洲。”
目前中国出现大批死亡的地区，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灾区，比如河
南、河北、安徽和湖北几省得一些乡村。欧美国家基本断绝了血液感
染这一途径，这使得因卖血、输血而染上艾滋病，几乎成了中国特色。
虽然中国于九十年代颁布了《献血法》，意在通过无偿献血来阻断由
有偿献血等原因发生的感染，但并没有对原先感染艾滋病的卖血人员
进行彻底清查，地方上还私建了许多非法卖血站，吸引各地的职业卖
血者流动卖血。
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全国有１０多个省发现卖血人群中，存在艾
滋病感染者，数量极大。知情人士透露，血源性感染严重的一个原因，
是基层血站的操作：把同血型的多袋血液混入离心机搅拌处理，保留
上层的血浆，将沉淀的血球重新注入卖血者体内，以便快速再造血。
如果其中一名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他就会将病毒传播给其他卖血
者，这些卖血者到各处血站卖血后，又将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输入
这些血液的病人除了自己受到感染以外，还将艾滋病毒传染给配偶和
子女（如母婴传播）。据估计，如此一来，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以10
倍速度地增加。
在许多地区，艾滋病防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员
“讳疾忌医”，生怕透露出当地艾滋病病情后影响“政绩”，艾滋病
防治人员受排挤和革职的现象时有发生。学者或者一些机构十分有限
的调查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１９９８年，河南血源性感染事件发
生后，有关部门调查感染人数，当查出１３２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
调查被停止了。“我们的工作有两个：搞研究，和政府官员做斗争。”
一位因披露河南血源性感染问题而被停职停薪的地方学者说。
阻断非法血源也受到了卖血者及其周围人的抵制。民间有句口头
禅：“想发财，到汝南，一伸一卷十八元。”就拿河南上蔡县文楼村
来说，这里已经有２０多年的卖血历史。村里十几岁以上的人，几乎
都卖过血。谁不卖血，村里人会戳他脊梁骨，说他不务正业。有人为
了卖血，还给血头送礼。上蔡县的许多农民一门心思卖血，成了”铁
血敢死队“，不但跑遍了省里的血站，还远赴武汉、长沙甚至新疆去
卖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是文楼卖血的高峰期，全村3000多
人中，１０００多人卖过血。现在连迟迟不愿承认的官方也说：“上
蔡的艾滋病是由卖血感染的。”
文楼村乃至上蔡县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一些文字材料
上说：来自武汉的桂希恩教授在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１１个人的血样，
有１０例检验出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１４０人的血样，有８０多例
呈阳性。２０００年初，河南卫生厅去文楼村抽取了１５２个人的血
样，但化验结果至今未得到公布。
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以至死亡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几年前，感
染者因为未到病发期而使问题得到了隐藏，也没有引起村民的注意。
然而，从去年至今年，已有１２人死于艾滋病。从今年正月初一到三
月初一，７人在两个月内死于艾滋病。
２０００年８月，中新社记者到上蔡县防疫站采访，防疫站就与
县委宣传部门通了气。采访卫生局王副局长时，被告知“没空”，张
局长则告诉记者：“你打错了（电话）”。据传，卫生部门生怕输血
受感染的病者提出诉讼，希望通过“捂盖子”（即不对外张扬）使这
个问题“自生自灭”。
当媒体记者初到文楼村时，村民希望舆论能够促使县里面帮帮他
们，但毫无作用，而感染情况的曝光也带来了许多负面作用：使他们
的蔬菜没人买，子女的婚嫁也变得麻烦起来。２０００年夏，上蔡县
流传这样的话：“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
西瓜里。”
据说上蔡县怕影响投资环境，怕农民出去打工没人要，怕上面追
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所以要求村民们保持沉默。一位村民
对中新社记者说：“县里打过招呼，不准接待记者。”
《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目前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还来得及。
但可怕的是否认和冷漠，并由此而引发“不作为”。不幸的是，一些
官僚和政府机构正在这样做。难道，中国真的要为这场灾难付出沉重
代价后，才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才开始亡羊补牢？
（根据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０年第１８期（８月１８
日出版）有关材料整理。）
◆ 河南部分地区艾滋病泛滥成灾
·万延海·
１９９５年，笔者耳闻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和四川等地卖血
人口中出现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特别是距离笔者当时居住的北京只
有一个小时路程的河北廊坊地区，就在卖血者中发现了一个不小的艾
滋病流行，但是究竟有多严重，卫生部到今天没有公布。据悉，当地
卫生防疫部门把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卖血者遣送回家就了事。
人们通常担心，在医院看病，接受输血，存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和
其它传染病的危险。１９９２年，美国学者田戴安女士在北京的一次
报告会上指出，虽然中国禁止进口血液和血液制品，但是她感到自己
在中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险高于在美国被感染的危险，理由是如
果自己有一天被车撞倒，送进医院，需要输血，她不知道谁是她的医
生、谁是她的护士，她不知道谁应该为她的生命负责。（万延海，
“华夏艾滋凶险，国人岂能无忧”，《青年参考》１９９２年８月）
而且，虽然中国禁止进口血液和血液制品，但是中国没有对国内的献
血普遍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
但是人们很少会想到献血者或卖血者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感染上这
些病毒。原因出在成分献血和血液成份回输上。
“在有一个非法血站我们也进行过调查，在这个非法血站里边，
曾经出现过，比如说，把三个人同一个类型的Ａ型血全部抽到一个容
器里边去提炼血制品，提炼出血制品之后，又把这三个人的余血再回
输。这种回输就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感染。”（北京
和平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王炳燕，1998年10月18日晚上11：00-12：
00，北京电台828千赫《人生热线》）
“王：我们这个案例的这个小孩，他的供血者就是这么感染的爱
滋病。”“刘：也就是说他供血本人也是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输血的时候三个人一块把血抽出来，放到一个容器，提取了有用的
东西以后，再回输回来，也就是说他自己本人感染的时候并不知道其
他两位哪一位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结果呢，他自己在这种情况感染
以后又去卖血，卖给这一位少男，是这样吗？”“王：对，就这样。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感染了很多人，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
被感染的，也就是说，情况还是很严峻的。”（《挑战艾滋病》热线
连播，第五期，1998年10月18日晚上11：00-12：00，北京电台828千
赫《人生热线》）
记者1992年在河北采访，了解到河北各地卖血者丙型肝炎感染率
在20-70%之间不等。（万延海，《华夏艾滋凶险，国人岂能无忧》，
《青年参考》1992年8月）
根据国家卫生部的资料，在山西省三年来对４２万余人进行了血
清艾滋病毒（ＨＩＶ）抗体检测，其中有４０万人是提供血（浆）者，
２万人为其他高危人群。目前已经发现的总共有１３４名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其中一人被确定为艾滋病人。据调查，他们中只有２例是通
过不洁性行为感染，而有１３２人是通过血液感染。（孙保罗，“给
非法‘红金’交易亮红牌”，《南方周末》1998年9月11日）
在某省一个贫困县，调研组对一个存在较严重的卖血现象的村进
行取样检测。结果是这个约有１０００人的村，适龄人员中从事有偿
供血的人占总人数的５０％。他们中卖血最频繁的达到每个月２７－
２８次，多数人每个月抽一次。有偿供血者中的１７％经检测显示已
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还有的感染乙肝、丙肝等等各种病毒。（孙保
罗，“给非法‘红金’交易亮红牌”，《南方周末》1998年9月11日）
上述某村卖血者17%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率说明，上面发现的
１３２例通过血液传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非如国家卫生部所言是
在40万献血者或卖血者中发现，而可能只是在一个很小的人口中发现
的，比如，这个村子就可能有４０至５０人在卖血时感染艾滋病病毒。
１９９９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
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
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桂教授在该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１１个
人的血样，有１０例检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１４０人的血样，有
８０多例呈阳性──（张继承等，“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
《长沙晚报》2000年1月21日）
村里的卖血风气在九十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狂潮，文楼行政村三千
来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这些人年龄大的六十来岁，年龄
小的则只有十几岁。为了能把血卖出去，他们不惜给人送礼，甚至一
天要重复卖好几次。（张继承等，“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
《长沙晚报》2000年1月21日）
如此看来，文楼村卖血者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６０％，文楼
（行政）村直接因为卖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２０％，而如果考
虑到接受输血、村卫生所医疗操作消毒不严格间接传播、预防免疫接
种（一根针管从村头用到村尾）消毒不严格导致的传播、夫妻性生活、
非婚姻性生活、注射毒品（可能）和母婴传播，如果再考虑到1995年
就在河南以及全国各地卖血者中发痕7b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如果考
虑到流动人口的特徵，这个村子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可能高达１／３到
１／２。
2000年8月23日，笔者获悉，河南省某个村子艾滋病很严重，当
地一名女士奋力呼吁，却受到重重压力。于是，笔者和这位７３岁的
退休医生高耀洁女士通上了电话，并随后来到她所有的郑州市拜访了
她。笔者被下列陈述震惊了：
省卫生厅党组召开整天的会议，认为河南艾滋病问题只要解决了
“高耀洁”和“桂希恩”就行了。
高耀洁是一名妇科医生，任职于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近年来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关心艾滋病人，并自
费和筹款印刷了大量艾滋病教育资料。来自武汉的桂教授是一名传染
病学方面的专家，他发现了文楼村艾滋病流行的情况，并上报中央，
引起中央领导“重视”。
199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卫生厅某厅长的夫人（同时也
是高耀洁大夫所在医院的院长）要求高耀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
河南省没有艾滋病。
河南“大河报”报导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后，省卫生厅上告省委
宣传部。最后，省委宣传部下达文件批评大河报，声称：艾滋病在全
国各省都有，为什么别的省不报导，偏偏河南要报导。
高耀洁大夫数次接到恐吓电话，称“再捣乱就干掉你”。高大夫
无畏地说，来吧，我已经73岁、退休了。
高耀洁来到受艾滋病影响的村子，村民们不合作，说：政府说了，
艾滋病是丑事，不让说。
今年的某一天，文楼村有3个人死去（可能因为艾滋病）。
在某一个血站，秘密揭发者指着前来“无偿献血”的人们告诉一
个记者，谁是卖血者，谁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笔者走访了河南省中心血站。这个血站开办了亚科诊所、推拿和
按摩服务，积极创收，问到卖血问题，说“卖血是非法的，现在没有
卖血的”。
河南省卫生防疫站艾滋病中心的王哲大夫在采访中承认，非法卖
血依然存在，但是整体情况也不清楚。他承认，河南省非法卖血者人
数在10万人之上。
河南省在册人口9000多万，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加上非法超生
的“黑孩子”（其中有人现在已经长大），这个省人口超过1个亿。
高耀洁大夫认为，河南100多个县中有50多个县存在严重的卖血
问题。她估计，全省卖血人口（包括1998年《献血法》实施前和实施
后）达到１００万，占全省总人口１％。
考虑河南全省各地卖血人口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可能存在差异，比
如１９９２年河北省各地卖血者中丙型肝炎感染率在２０┄３０％之
间，并以６０％为上限，以１０％为下限，平均２０－３０％，那么
河南省卖血者中就有２０－３０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即使以５０万
卖血者计算，感染人口也在１０－１５万。通常卖血者是反复多次卖
血，究竟有多少人输入了这些被感染的血液？加上艾滋病的性传播、
注射毒品传播和母婴传播，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者数就可能超过了国
家卫生部和有关专家估计的６０－１００万全国感染人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证实，河南的卖血人口一定比防疫站的
专家估计10万要多。据悉，１９９６年３月前，全省有２００多个
“合法”的血站，地下血站有多少不知道，有的村子里就有血站。这
个专家说，艾滋病病毒感染在河南各地的卖血者中都有发现。尽管如
此，卫生部和河南省卫生厅对于本国和本省因为卖血和输血导致的艾
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一直没有公布，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对此，这个
专家表示遗憾。
２０００年８月初，笔者在安徽采访，了解到淮北某地区卖血者
中发现大量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是卫生官员们并没有告诉这些感染
者自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卖血的感染者可能传播给自己的伴侣，
也可能继续卖血。
根据《北京青年报》（“卫生部就艾滋病血浆报导证实：我国临
床用血不进口”，２０００年８月３１日）报导，“记者从艾滋病协
会了解到，经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每年大约有１０例左右，
今年截止到目前，有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经血液传播途径感染的。
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临床输血感染的占0.2%，有72%经吸毒共
用针头传播，6%经性传播，0.1%经母婴传播。该协会流行病室的曲
书泉说：‘经临床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原来只有0.1%，近几年上升
了0.1个百分点，所以，对临床用血还应严加管理’。”
“日前，有媒体报导，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
南非遭受艾滋病病毒HIV及肝炎污染的血浆20年来不断地经过英国转
口到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这些血浆经常被贴上“动物血浆”的标
签，以逃避严格的检查。国家卫生部血管处的有关人士说，我国临床
用血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不用从国外进口。”（“卫生部就艾滋病血
浆报导证实：我国临床用血不进口”，《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０年８
月３１日）
读到这里，你还感相信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专家吗？
◆ 走访河南“艾滋病村”
──千余人卖血卖出祸患
·张继承 子尚·
１９９９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
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
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
桂教授在该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１１个人的血样，有１０例检
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８０多例呈阳性──
这样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惊……
记者知道这一消息后，于去年１２月１２日赶到当地去采访……
◇ 村里十多个青年相继死去
河南上蔡县共有１３０多万农业人口，虽然土地不算贫瘠，但却
戴着一顶“国家级贫困县”的沉重帽子。记者到该县文楼村采访，这
个行政村里生活着三千多口人正被一种恐惧笼罩着，因为，继该村的
一个中年妇女何玲因艾滋病于１９９９年６月死去后，村里又陆续有
十多个青年人相继死去……
何玲丈夫对记者说：“何玲于１９９７年就开始犯病，当时，我
不在家，她打电话对我说，已收了花生，自己煮了一锅在家吃，刚吃
完就觉得胸口疼得厉害，于是就到对门的诊所打了一次点滴，这样陆
陆续续地维持了几个月。”
１９９８年，刘新带着何玲看遍了县里大大小小的医院，但不管
是当成啥病治，都好不过三天。随后，他们又跑到了郑州、驻马店、
漯河等城市里的大医院求诊，但没有人搞得清何玲到底患的什么病。
１９９９年收罢麦子，何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了，而且开始咳嗽，
再到医院检查，又被诊断为冠心病，但吃药打针照样只能好三天。捱
到最后，何玲又开始拉肚子、发喘并伴有持续不退的低烧。县医院的
大夫这一次给她做了血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大夫对刘新说：“吃过
药，如果能熬到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如果不能熬过四天则肯定是
艾滋病，这是最后的结论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的一天，也就是医院的大夫做出最后诊断的第四
天，何玲在自家的院子里死去，丈夫刘新相信了最后一个结论──何
玲患的是艾滋病。
◇ 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留下祸根
何玲死后，文楼村又有十多个青壮年人像何玲那样死去了。村支
书说：“他们得的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后发烧。”短短几
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口不到８００人的文楼自然村就死去十多个人。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死者染上“怪病”？“那些人都是前些年外出
卖血留下来的祸根！”村支书向记者揭秘说，文楼村是远近闻名的
“卖血村”。
村里的卖血风气在９０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狂潮，文楼行政村三千
来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这些人年龄大的六十来岁，年龄
小的则只有十几岁。为了能把血卖出去，他们不惜给人送礼，甚至一
天要重复卖好几次。有一次，村里七个人到驻马店卖血，一连抽了七
天，七个人把钱凑到一块儿合伙买了一辆７０００多元的农用四轮拖
拉机。拖拉机买了后，但七个人把拖拉机摆弄了一个多小时，谁也没
有力气开动拖拉机，因为他们都脚软手软。
当时，何玲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就是这时候出去卖血的，他们的
本意是换钱维持生活，他们没有想到依靠卖血贫穷挥之不去，瘟疫却
跟脚而来！
◇ 村支书说：咱们村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嫁不出去
记者的手上有这样几份从报纸上得来的资料：
１９９６年，河南省新野县一个六岁儿童在玩耍中从五楼落下，
摔成重伤，经过输血抢救捡回一条生命。然而，时间过去一年，这个
孩子在一次体检中却被发现已患艾滋病！追根溯源，其罪魁祸首就是
输进了带有艾滋病患者病毒的血！儿童的父母一怒之下，将提供血浆
的新野县血站及新野县卫生局推上了被告席。
１９９７年，山西省一名一名刚考上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新生
报到体检时被发现体内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经查证，该学生的病源也
是因为输血！
文楼村支书忧虑地说：“现在没有外村大人来我们村提亲了，男
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又嫁不出去！这不是把我们村给封闭了吗？”
现在外村人都猜测文楼村个个都有病，但村里究竟哪些人得了艾
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却没有人能够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案。
在记者来之前十多天，河南省卫生厅来了三个人，抽取了１６０个人
的血样，拿去郑州化验，村里人还不知道化验结果，但村民们对化验
的态度却普遍很消极。
“我不想化验，有那病也没法治，自己知道了反而不舒坦。”何
玲的丈夫刘新就代表着这种消极的心态。何玲死后，他要带着三个孩
子在自己家的青砖瓦房里过下去──这是何玲卖血盖起来的。刘新
说：“我做梦经常梦到一片片血！”他说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了，
“我不想思过去，也不敢想今后，反正活着就得挺下去。”
压抑的文楼村人不愿提起“艾滋病”三个字，都用“那病”代替
了。他们原本以为那是有钱人得的病，怎么就和他们这些老实巴交的
庄稼人联系上了呢？和刘新一样，文楼村许多人拒绝面对这个残酷无
情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他们宁愿坐等死亡的到来，也不愿知道自己
已经染上了艾滋病。他们虽然拒绝了过去，却不敢面对将来。
◇ 国家有关部门心急如焚
采访文楼村，记者的心里始终是沉甸甸的。记者在回郑州的路上，
文楼村村支书的话一直在耳边响个不停：“外边的人只知道了文楼村，
其实，周围的几个村庄卖血比我们这里更厉害！”为了证实他的说法，
记者又来到了县卫生防疫站和县卫生局，但两位负责人却否定地对记
者说：“谁说我们这儿有艾滋病？”“其他村，没调查，不清楚。”
卫生局一局长还以“无法解释”的回答，拒绝了记者的提问。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３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刚从北京回到武汉的
桂教授。他在电话中说：“上蔡县就我去过的地方来讲，患这种病的
人很多……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相信我只是看到了冰山一
角。但是艾滋病诊断有特殊的要求，每人要花５００元钱才能做确诊
试验。很遗憾，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这需要政府和社会能提供一些
帮助。”
“现在无法估计出上蔡县有多少人患了艾滋病或携带有艾滋病毒，
但我相信数量肯定是惊人的！”桂教授还说，艾滋病毒绝非一个县的
力量所能解决了的，需要外界从技术、经济上给予支持。如果需要，
他表示愿意为当地老百姓出力。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获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已拨专款，专
门解决这一关系到人命安危的重大问题！
（原载于《长沙晚报》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１日，
原文标题：《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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