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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增│
│ 28    ♀♀ 桃 红 满 天 下 ♂♂      │
│   期   ≈≈≈≈≈≈≈≈≈≈≈≈≈≈≈   刊  │
│         卖血与艾滋病感染专题         │      
│                            │      
│   2000年9月7日出版 1997年9月5日创刊  │
│                            │
│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CSSSM)主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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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贫困促使一些农民走上了卖血之路。虽然我国政府于
1998年颁布了《献血法》,希望通过无偿献血来切断有关卖血引
起的病毒感染(如艾滋病毒感染),但各地的卖血现象没有受到阻止。
卖血已经成为艾滋病在我国扩散的主要渠道之一。由于种种原因,这
个严峻凶险的情势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披露。《桃红满天下》在本期增
刊中,推出这方面的有关报道,希望引起公众对此现象的关注。

  另请参看《桃红满天下》第16期增刊《献血与公共卫生》和中
国新闻社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第18期中的详细报道(2000
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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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目 录

① 艾滋病可能成为中国民族灾难
② 河南部分地区艾滋病泛滥成灾
③ 走访河南“艾滋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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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可能成为中国民族灾难

  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公布:200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将累计达到60-100万人,中国将每年为此付出4600
至7700亿元人民币的代价。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中国国家性灾难!

  据中新社引述《中国新闻周刊》指出,15年前还是一片净土的
中国,现在已经是到处都能发现艾滋病的国度。15年前,人们谈论
起艾滋病的时候,脸上还都带着一种暧昧的笑;现在,人们谈论起艾
滋病,就像谈论晚餐吃什么。

  中国官方报告称,到1999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共为15000多
例;专家估计:保守数字至少50万人,并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
长。专家断言:艾滋病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

  中国新闻周刊引述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的话说:
“假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
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灾难。”

  文章指出,按照曾毅的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60至
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4600亿元
到7700亿元。这个数字曾让中国有关领导人担心:艾滋病一旦流
行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果。

  卫生部公开披露的数字是:从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
到1999年9月底,中国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5088例,
其中艾滋病病人477例,死亡240例。

  《中国新闻周刊》援引艾滋病专家学者的观点指出,这类数据远
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只能误导
决策者,错失抵抗艾滋病之害的良机。”

  文章举例指出,1994年以前,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云南
的吸毒者。1994年后,艾滋病传播超出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
1998年6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间,艾滋
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专家估计的艾滋
病毒感染人数直线上升,1993年为1万,1994年为3万,
1995年为10万,1998年是30万,1999年,保守的估
计数字是50万。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开
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
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
已超过非洲。”

  目前中国出现大批死亡的地区,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灾区,比如河
南、河北、安徽和湖北几省得一些乡村。欧美国家基本断绝了血液感
染这一途径,这使得因卖血、输血而染上艾滋病,几乎成了中国特色。
虽然中国于九十年代颁布了《献血法》,意在通过无偿献血来阻断由
有偿献血等原因发生的感染,但并没有对原先感染艾滋病的卖血人员
进行彻底清查,地方上还私建了许多非法卖血站,吸引各地的职业卖
血者流动卖血。

  从1993年开始,全国有10多个省发现卖血人群中,存在艾
滋病感染者,数量极大。知情人士透露,血源性感染严重的一个原因,
是基层血站的操作:把同血型的多袋血液混入离心机搅拌处理,保留
上层的血浆,将沉淀的血球重新注入卖血者体内,以便快速再造血。
如果其中一名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他就会将病毒传播给其他卖血
者,这些卖血者到各处血站卖血后,又将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输入
这些血液的病人除了自己受到感染以外,还将艾滋病毒传染给配偶和
子女(如母婴传播)。据估计,如此一来,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以10
倍速度地增加。

  在许多地区,艾滋病防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员
“讳疾忌医”,生怕透露出当地艾滋病病情后影响“政绩”,艾滋病
防治人员受排挤和革职的现象时有发生。学者或者一些机构十分有限
的调查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1998年,河南血源性感染事件发
生后,有关部门调查感染人数,当查出132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
调查被停止了。“我们的工作有两个:搞研究,和政府官员做斗争。”
一位因披露河南血源性感染问题而被停职停薪的地方学者说。

  阻断非法血源也受到了卖血者及其周围人的抵制。民间有句口头
禅:“想发财,到汝南,一伸一卷十八元。”就拿河南上蔡县文楼村
来说,这里已经有20多年的卖血历史。村里十几岁以上的人,几乎
都卖过血。谁不卖血,村里人会戳他脊梁骨,说他不务正业。有人为
了卖血,还给血头送礼。上蔡县的许多农民一门心思卖血,成了”铁
血敢死队“,不但跑遍了省里的血站,还远赴武汉、长沙甚至新疆去
卖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是文楼卖血的高峰期,全村3000多
人中,1000多人卖过血。现在连迟迟不愿承认的官方也说:“上
蔡的艾滋病是由卖血感染的。”

  文楼村乃至上蔡县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一些文字材料
上说:来自武汉的桂希恩教授在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
有10例检验出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
呈阳性。2000年初,河南卫生厅去文楼村抽取了152个人的血
样,但化验结果至今未得到公布。

  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以至死亡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几年前,感
染者因为未到病发期而使问题得到了隐藏,也没有引起村民的注意。
然而,从去年至今年,已有12人死于艾滋病。从今年正月初一到三
月初一,7人在两个月内死于艾滋病。

  2000年8月,中新社记者到上蔡县防疫站采访,防疫站就与
县委宣传部门通了气。采访卫生局王副局长时,被告知“没空”,张
局长则告诉记者:“你打错了(电话)”。据传,卫生部门生怕输血
受感染的病者提出诉讼,希望通过“捂盖子”(即不对外张扬)使这
个问题“自生自灭”。

    当媒体记者初到文楼村时,村民希望舆论能够促使县里面帮帮他
们,但毫无作用,而感染情况的曝光也带来了许多负面作用:使他们
的蔬菜没人买,子女的婚嫁也变得麻烦起来。2000年夏,上蔡县
流传这样的话:“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
西瓜里。”

  据说上蔡县怕影响投资环境,怕农民出去打工没人要,怕上面追
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所以要求村民们保持沉默。一位村民
对中新社记者说:“县里打过招呼,不准接待记者。”

  《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目前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还来得及。
但可怕的是否认和冷漠,并由此而引发“不作为”。不幸的是,一些
官僚和政府机构正在这样做。难道,中国真的要为这场灾难付出沉重
代价后,才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才开始亡羊补牢?

(根据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第18期(8月18
日出版)有关材料整理。)
 
◆             河南部分地区艾滋病泛滥成灾

             ·万延海·

  1995年,笔者耳闻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和四川等地卖血
人口中出现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特别是距离笔者当时居住的北京只
有一个小时路程的河北廊坊地区,就在卖血者中发现了一个不小的艾
滋病流行,但是究竟有多严重,卫生部到今天没有公布。据悉,当地
卫生防疫部门把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卖血者遣送回家就了事。
    
  人们通常担心,在医院看病,接受输血,存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和
其它传染病的危险。1992年,美国学者田戴安女士在北京的一次
报告会上指出,虽然中国禁止进口血液和血液制品,但是她感到自己
在中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险高于在美国被感染的危险,理由是如
果自己有一天被车撞倒,送进医院,需要输血,她不知道谁是她的医
生、谁是她的护士,她不知道谁应该为她的生命负责。(万延海,
“华夏艾滋凶险,国人岂能无忧”,《青年参考》1992年8月)
而且,虽然中国禁止进口血液和血液制品,但是中国没有对国内的献
血普遍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
    
  但是人们很少会想到献血者或卖血者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感染上这
些病毒。原因出在成分献血和血液成份回输上。
    
  “在有一个非法血站我们也进行过调查,在这个非法血站里边,
曾经出现过,比如说,把三个人同一个类型的A型血全部抽到一个容
器里边去提炼血制品,提炼出血制品之后,又把这三个人的余血再回
输。这种回输就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感染。”(北京
和平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王炳燕,1998年10月18日晚上11:00-12:
00,北京电台828千赫《人生热线》)
    
  “王:我们这个案例的这个小孩,他的供血者就是这么感染的爱
滋病。”“刘:也就是说他供血本人也是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输血的时候三个人一块把血抽出来,放到一个容器,提取了有用的
东西以后,再回输回来,也就是说他自己本人感染的时候并不知道其
他两位哪一位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结果呢,他自己在这种情况感染
以后又去卖血,卖给这一位少男,是这样吗?”“王:对,就这样。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感染了很多人,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
被感染的,也就是说,情况还是很严峻的。”(《挑战艾滋病》热线
连播,第五期,1998年10月18日晚上11:00-12:00,北京电台828千
赫《人生热线》)
    
  记者1992年在河北采访,了解到河北各地卖血者丙型肝炎感染率
在20-70%之间不等。(万延海,《华夏艾滋凶险,国人岂能无忧》,
《青年参考》1992年8月)
    
  根据国家卫生部的资料,在山西省三年来对42万余人进行了血
清艾滋病毒(HIV)抗体检测,其中有40万人是提供血(浆)者,
2万人为其他高危人群。目前已经发现的总共有134名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其中一人被确定为艾滋病人。据调查,他们中只有2例是通
过不洁性行为感染,而有132人是通过血液感染。(孙保罗,“给
非法‘红金’交易亮红牌”,《南方周末》1998年9月11日)
    
  在某省一个贫困县,调研组对一个存在较严重的卖血现象的村进
行取样检测。结果是这个约有1000人的村,适龄人员中从事有偿
供血的人占总人数的50%。他们中卖血最频繁的达到每个月27-
28次,多数人每个月抽一次。有偿供血者中的17%经检测显示已
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还有的感染乙肝、丙肝等等各种病毒。(孙保
罗,“给非法‘红金’交易亮红牌”,《南方周末》1998年9月11日)
    
  上述某村卖血者17%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率说明,上面发现的
132例通过血液传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非如国家卫生部所言是
在40万献血者或卖血者中发现,而可能只是在一个很小的人口中发现
的,比如,这个村子就可能有40至50人在卖血时感染艾滋病病毒。
   
  1999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
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
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桂教授在该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
人的血样,有10例检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
80多例呈阳性──(张继承等,“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
《长沙晚报》2000年1月21日)
    
  村里的卖血风气在九十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狂潮,文楼行政村三千
来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这些人年龄大的六十来岁,年龄
小的则只有十几岁。为了能把血卖出去,他们不惜给人送礼,甚至一
天要重复卖好几次。(张继承等,“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
《长沙晚报》2000年1月21日)
    
  如此看来,文楼村卖血者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60%,文楼
(行政)村直接因为卖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20%,而如果考
虑到接受输血、村卫生所医疗操作消毒不严格间接传播、预防免疫接
种(一根针管从村头用到村尾)消毒不严格导致的传播、夫妻性生活、
非婚姻性生活、注射毒品(可能)和母婴传播,如果再考虑到1995年
就在河南以及全国各地卖血者中发痕7b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如果考
虑到流动人口的特徵,这个村子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可能高达1/3到
1/2。
    
  2000年8月23日,笔者获悉,河南省某个村子艾滋病很严重,当
地一名女士奋力呼吁,却受到重重压力。于是,笔者和这位73岁的
退休医生高耀洁女士通上了电话,并随后来到她所有的郑州市拜访了
她。笔者被下列陈述震惊了:
    
  省卫生厅党组召开整天的会议,认为河南艾滋病问题只要解决了
“高耀洁”和“桂希恩”就行了。

  高耀洁是一名妇科医生,任职于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近年来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关心艾滋病人,并自
费和筹款印刷了大量艾滋病教育资料。来自武汉的桂教授是一名传染
病学方面的专家,他发现了文楼村艾滋病流行的情况,并上报中央,
引起中央领导“重视”。
    
  199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卫生厅某厅长的夫人(同时也
是高耀洁大夫所在医院的院长)要求高耀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
河南省没有艾滋病。
    
  河南“大河报”报导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后,省卫生厅上告省委
宣传部。最后,省委宣传部下达文件批评大河报,声称:艾滋病在全
国各省都有,为什么别的省不报导,偏偏河南要报导。
    
  高耀洁大夫数次接到恐吓电话,称“再捣乱就干掉你”。高大夫
无畏地说,来吧,我已经73岁、退休了。
    
  高耀洁来到受艾滋病影响的村子,村民们不合作,说:政府说了,
艾滋病是丑事,不让说。
    
  今年的某一天,文楼村有3个人死去(可能因为艾滋病)。
    
  在某一个血站,秘密揭发者指着前来“无偿献血”的人们告诉一
个记者,谁是卖血者,谁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笔者走访了河南省中心血站。这个血站开办了亚科诊所、推拿和
按摩服务,积极创收,问到卖血问题,说“卖血是非法的,现在没有
卖血的”。
    
  河南省卫生防疫站艾滋病中心的王哲大夫在采访中承认,非法卖
血依然存在,但是整体情况也不清楚。他承认,河南省非法卖血者人
数在10万人之上。
    
  河南省在册人口9000多万,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加上非法超生
的“黑孩子”(其中有人现在已经长大),这个省人口超过1个亿。
    
  高耀洁大夫认为,河南100多个县中有50多个县存在严重的卖血
问题。她估计,全省卖血人口(包括1998年《献血法》实施前和实施
后)达到100万,占全省总人口1%。
    
  考虑河南全省各地卖血人口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可能存在差异,比
如1992年河北省各地卖血者中丙型肝炎感染率在20┄30%之
间,并以60%为上限,以10%为下限,平均20-30%,那么
河南省卖血者中就有20-3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即使以50万
卖血者计算,感染人口也在10-15万。通常卖血者是反复多次卖
血,究竟有多少人输入了这些被感染的血液?加上艾滋病的性传播、
注射毒品传播和母婴传播,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者数就可能超过了国
家卫生部和有关专家估计的60-100万全国感染人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证实,河南的卖血人口一定比防疫站的
专家估计10万要多。据悉,1996年3月前,全省有200多个
“合法”的血站,地下血站有多少不知道,有的村子里就有血站。这
个专家说,艾滋病病毒感染在河南各地的卖血者中都有发现。尽管如
此,卫生部和河南省卫生厅对于本国和本省因为卖血和输血导致的艾
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一直没有公布,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对此,这个
专家表示遗憾。
    
  2000年8月初,笔者在安徽采访,了解到淮北某地区卖血者
中发现大量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是卫生官员们并没有告诉这些感染
者自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卖血的感染者可能传播给自己的伴侣,
也可能继续卖血。
    
  根据《北京青年报》(“卫生部就艾滋病血浆报导证实:我国临
床用血不进口”,2000年8月31日)报导,“记者从艾滋病协
会了解到,经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每年大约有10例左右,
今年截止到目前,有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经血液传播途径感染的。
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临床输血感染的占0.2%,有72%经吸毒共
用针头传播,6%经性传播,0.1%经母婴传播。该协会流行病室的曲
书泉说:‘经临床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原来只有0.1%,近几年上升
了0.1个百分点,所以,对临床用血还应严加管理’。”
    
  “日前,有媒体报导,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
南非遭受艾滋病病毒HIV及肝炎污染的血浆20年来不断地经过英国转
口到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这些血浆经常被贴上“动物血浆”的标
签,以逃避严格的检查。国家卫生部血管处的有关人士说,我国临床
用血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不用从国外进口。”(“卫生部就艾滋病血
浆报导证实:我国临床用血不进口”,《北京青年报》2000年8
月31日)
    
  读到这里,你还感相信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专家吗?
 
◆     走访河南“艾滋病村”
           ──千余人卖血卖出祸患

           ·张继承 子尚·

  1999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
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
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
    
  桂教授在该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
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呈阳性──
    
  这样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惊……
    
  记者知道这一消息后,于去年12月12日赶到当地去采访……

◇ 村里十多个青年相继死去
    
  河南上蔡县共有130多万农业人口,虽然土地不算贫瘠,但却
戴着一顶“国家级贫困县”的沉重帽子。记者到该县文楼村采访,这
个行政村里生活着三千多口人正被一种恐惧笼罩着,因为,继该村的
一个中年妇女何玲因艾滋病于1999年6月死去后,村里又陆续有
十多个青年人相继死去……
    
  何玲丈夫对记者说:“何玲于1997年就开始犯病,当时,我
不在家,她打电话对我说,已收了花生,自己煮了一锅在家吃,刚吃
完就觉得胸口疼得厉害,于是就到对门的诊所打了一次点滴,这样陆
陆续续地维持了几个月。”
    
  1998年,刘新带着何玲看遍了县里大大小小的医院,但不管
是当成啥病治,都好不过三天。随后,他们又跑到了郑州、驻马店、
漯河等城市里的大医院求诊,但没有人搞得清何玲到底患的什么病。
    
  1999年收罢麦子,何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了,而且开始咳嗽,
再到医院检查,又被诊断为冠心病,但吃药打针照样只能好三天。捱
到最后,何玲又开始拉肚子、发喘并伴有持续不退的低烧。县医院的
大夫这一次给她做了血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大夫对刘新说:“吃过
药,如果能熬到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如果不能熬过四天则肯定是
艾滋病,这是最后的结论了!”

  1999年6月的一天,也就是医院的大夫做出最后诊断的第四
天,何玲在自家的院子里死去,丈夫刘新相信了最后一个结论──何
玲患的是艾滋病。

◇ 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留下祸根
    
  何玲死后,文楼村又有十多个青壮年人像何玲那样死去了。村支
书说:“他们得的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后发烧。”短短几
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口不到800人的文楼自然村就死去十多个人。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死者染上“怪病”?“那些人都是前些年外出
卖血留下来的祸根!”村支书向记者揭秘说,文楼村是远近闻名的
“卖血村”。
    
  村里的卖血风气在9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狂潮,文楼行政村三千
来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这些人年龄大的六十来岁,年龄
小的则只有十几岁。为了能把血卖出去,他们不惜给人送礼,甚至一
天要重复卖好几次。有一次,村里七个人到驻马店卖血,一连抽了七
天,七个人把钱凑到一块儿合伙买了一辆7000多元的农用四轮拖
拉机。拖拉机买了后,但七个人把拖拉机摆弄了一个多小时,谁也没
有力气开动拖拉机,因为他们都脚软手软。
    
  当时,何玲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就是这时候出去卖血的,他们的
本意是换钱维持生活,他们没有想到依靠卖血贫穷挥之不去,瘟疫却
跟脚而来!

◇ 村支书说:咱们村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嫁不出去
    
  记者的手上有这样几份从报纸上得来的资料:
    
  1996年,河南省新野县一个六岁儿童在玩耍中从五楼落下,
摔成重伤,经过输血抢救捡回一条生命。然而,时间过去一年,这个
孩子在一次体检中却被发现已患艾滋病!追根溯源,其罪魁祸首就是
输进了带有艾滋病患者病毒的血!儿童的父母一怒之下,将提供血浆
的新野县血站及新野县卫生局推上了被告席。
    
  1997年,山西省一名一名刚考上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新生
报到体检时被发现体内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经查证,该学生的病源也
是因为输血!
    
  文楼村支书忧虑地说:“现在没有外村大人来我们村提亲了,男
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又嫁不出去!这不是把我们村给封闭了吗?”
    
  现在外村人都猜测文楼村个个都有病,但村里究竟哪些人得了艾
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却没有人能够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案。
在记者来之前十多天,河南省卫生厅来了三个人,抽取了160个人
的血样,拿去郑州化验,村里人还不知道化验结果,但村民们对化验
的态度却普遍很消极。
    
  “我不想化验,有那病也没法治,自己知道了反而不舒坦。”何
玲的丈夫刘新就代表着这种消极的心态。何玲死后,他要带着三个孩
子在自己家的青砖瓦房里过下去──这是何玲卖血盖起来的。刘新
说:“我做梦经常梦到一片片血!”他说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了,
“我不想思过去,也不敢想今后,反正活着就得挺下去。”
    
  压抑的文楼村人不愿提起“艾滋病”三个字,都用“那病”代替
了。他们原本以为那是有钱人得的病,怎么就和他们这些老实巴交的
庄稼人联系上了呢?和刘新一样,文楼村许多人拒绝面对这个残酷无
情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他们宁愿坐等死亡的到来,也不愿知道自己
已经染上了艾滋病。他们虽然拒绝了过去,却不敢面对将来。

◇ 国家有关部门心急如焚
    
  采访文楼村,记者的心里始终是沉甸甸的。记者在回郑州的路上,
文楼村村支书的话一直在耳边响个不停:“外边的人只知道了文楼村,
其实,周围的几个村庄卖血比我们这里更厉害!”为了证实他的说法,
记者又来到了县卫生防疫站和县卫生局,但两位负责人却否定地对记
者说:“谁说我们这儿有艾滋病?”“其他村,没调查,不清楚。”
卫生局一局长还以“无法解释”的回答,拒绝了记者的提问。
    
  1999年12月13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刚从北京回到武汉的
桂教授。他在电话中说:“上蔡县就我去过的地方来讲,患这种病的
人很多……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相信我只是看到了冰山一
角。但是艾滋病诊断有特殊的要求,每人要花500元钱才能做确诊
试验。很遗憾,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这需要政府和社会能提供一些
帮助。”
    
  “现在无法估计出上蔡县有多少人患了艾滋病或携带有艾滋病毒,
但我相信数量肯定是惊人的!”桂教授还说,艾滋病毒绝非一个县的
力量所能解决了的,需要外界从技术、经济上给予支持。如果需要,
他表示愿意为当地老百姓出力。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获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已拨专款,专
门解决这一关系到人命安危的重大问题!

(原载于《长沙晚报》2000年1月21日,
 原文标题:《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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