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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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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出版 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创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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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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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闻摘要】法国宪法委员会批准同性伴侣结合
加拿大青年军成立同性恋青年组
② 【说三道四】一场不合时宜的决战
──也谈方刚案件
③ 【综合报导】艾滋病引起中国大陆警惕
宽容同性恋促进美国司法进步
④ 【历史回顾】古巴同性恋简史
⑤ 【资讯空间】有关同性恋的表象与事实
⑥ 【同人笔林】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加诗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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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行动】
◇ １１月９日，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公民互助契约》符合宪法。
该条约将给予共同生活的未婚伴侣（包括同性伴侣）一系列原本只赋
予异性夫妻的经济和社会权益。
由社会党占据多数席位的法国国民议会于１０月１３日通过《公
民互助契约》后，保守派人士试图要求宪法委员会对此表示否决。
希拉克总统曾经表示同性结合合法化将对婚姻的宗教和传统意义
起破坏作用，但仍将签署该契约。
◇ 由美国儿科学会、美国教育协会、美国心理学会以及其它七个组
织联合组成的“让事实说话联盟”于１１月下旬向全美１４７００个
公立中学地区的有关部门寄去了一本有关如何正式认识同性恋的小册
子，以帮助校方正确对待同性恋学生，减少同性恋青少年在学校所经
受的骚扰。小册子还谈到了有关“修补治疗”可能造成的危害。
这一行动遭到了基督教组织的反对。
◇ １１月１８日，美国卫理公会教堂的裁判所以全票赞成的结果，
剥夺了吉米·克里奇道长的教阶。克里奇道长曾分别为两对同性恋伴
侣主持婚礼，并对他们表示祝福。
听到判决后，克里奇道长表示，他不会停止为同性恋伴侣主持婚
礼。卫理公会的另外２１名道长对他表示支持，并声称如有机会，也
会对同性恋伴侣表示相同的祝福。
◇ １１月２１日，美国新派主教派教堂在印第安那波利斯首次为一
对同性伴侣举办了婚礼，并向他们表示祝福。今年４４岁的丹尼尔和
３５岁的道格拉斯已经共同生活长达１１年之久，并且是教会活动的
积极参与者。当地的主教和道长都对他们的结合表示同意。主教派教
会目前即没有明文规定支持同性婚姻，但也没有表示反对，但这场公
开的同性婚礼预计将在教会内引发争论。
◇ 加拿大青年军旨在通过野外锻炼来培养坚强的性格，在１８岁至
２６岁的年轻人中广受欢迎，。近年来，一些少数民族也踊跃加入青
年军，其中包括华人青年组、摩门教青年组以及魁北克的法语青年组
等。今年１１月，同性恋青年组正式成立，并得到青年军的祝福。公
众对此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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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行动】
◆ 一场不合时宜的决战
──也谈方刚案件
Ａ．Ｇ．
“方刚案件”（在不知道适当用语的情况下，我姑且采用这一说
法）败诉了（还不知道上诉后的情况），这也许是一件小事情，也许
对于我们很多同志似乎没有太多的影响。有不少同志说：“我根本不
喜欢方刚。”那么方刚输就输吧，关我什么事情呢？事情是这样么？
但愿如此！真希望这个案件的影响就限制在方刚先生本人身上。但是，
如果我们深入来看，就会发现，事实上远远不止于此。
还记得几年前的“无为事件”么？安徽无为县的两名女同志情投
意合，决定一起同居生活，其中一女的父亲于是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该情况并指称另外一女存在经济问题，要求公安机关对此进行查处。
在排除了该女有经济问题后，甚至对两人的处女膜都进行了检查，但
公安机关还是拿不准，于是将该案件层层上报，最终公安部给出了一
个意见，大意是，现阶段我国法律对同性恋没有明确法律条文规定的
惩罚，因此建议该案件不以“流氓罪”查处。
可以说，“无为事件”的意义是深远的，卫生部随即转发了公安
部的这一意见，这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标志，表明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
非刑事化态度。在后来的很多国际场合，中国政府也引用这个意见表
明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在对待同性恋人权方面的进步。
这就是“无为事件”的意义所在，它标志著我们的社会在对待同
性恋问题上在法律领域的极大进步。虽然中国不是判例法，该事件还
无法正式转化为有效的法律条款，但是该意见也对此后的类似案件有
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广大同志在经历了几十年执法机关的威胁后终于
迎来了这一重大的进步。
“无为事件”也告诉我们，看待涉及我们同志的类似事件的时候，
不应该仅仅从事件本身去看，而是应该结合事件所处的大环境──否
则，单纯探讨那两个女人是否能在一起生活的意义的话，恐怕不超出
她们个人和亲友的范围吧！
“方刚案件”也是如此。它的最恶劣影响就是开了近年来在法律
上将同性恋定为“病理化”（他引用了近代精神医学中的“性变态”）
的恶劣先例。这无疑是一场大倒退。因此，方刚问题的影响也将是深
远的。它表明我们的社会在对待同性恋问题的开明程度上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仔细分析该案件本身，正如很多熟悉法律的朋友所指出的，在定
位和辩护本身存在著严重的缺陷。在这方面我不是专家，因此想从另
外一个角度来谈。
这件事情的谁是谁非，我也并不清楚，无论原告是否同志，但我
相信，方刚先生的书对他的生活的影响一定也确实是巨大的。换了我，
设身处地，即使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同志，但是假如因一本书而破坏了
我整个的生活，闹得我众叛亲离，事业困难，我也会想要通过法律向
周围人表明我不是同志的，不论那本书对同志社区多么有贡献。我不
清楚这件事情的究竟始末，但是看方刚的书，就可以看到，其中有很
多并未征求当事人同意就详细叙述细节（例如他冒充心理医生探访同
志家庭的细节）的情况，所以我猜测，也许方刚真地对那个被告负有
道德上的罪愆（仅仅是无根据的猜测）？否则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方刚
一方的辩护词完全回避了对原告诉讼的细节的辩白。如果方真地对那
个人负有道德上不可推卸的罪责，那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抱有歉疚的
被迫应战者，他在愿意在案件上输掉这场官司的情况下，除了仅仅想
从道德上为“同性恋”进行辩护、力图表明同性恋非病理化之外，确
实也就别无选择了。
否则的话，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应当是打赢这场官司。１９５０
年，斯大林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胜利
者是不应受到责备的。”这句话虽然不适用于一切情况，但是我想，
在这个案件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赢得了这场官司，那么就有可
能暂时回避掉“同性恋变态”的判断（要知道，现阶段，在中华医学
会的多数成员还没有接受国际上同性恋非病理化观点前，要想由司法
界做出有利于同志的判断是几乎不可能的），这至少可以将这个案件
的恶劣影响减小到最低。
也许方刚先生的目的，本不在意案件的输赢，也许他就是想通过
这件事情，想让长久沉默的一群人的声音在法庭的大厅里响起来，想
通过这件事情向公众传播“同性恋不是变态”的正确观点，想开始一
场针对人们偏见、歧视与迷信的战争，那么我不得不说，方刚先生作
为一个好心的有良知的同志的朋友，却缺乏策略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
时机开始了这场不合时宜的决战。
诚然，这几年来，广大同志的生存状态有了很大改善，这不是凭
空得来的，而是一种伟大的社会进步，是无数人长久默默工作的结果。
为了改变愚昧而落后的社会偏见，为广大同志争取正当的权益，很多
同志和有科学精神及正义感的学者专家和各界朋友做了大量的工作，
努力将国际上同性恋非病非罪的正确观点介绍到中国，努力改变广大
民众对同性恋的歧视和错误观念（正如“五四”精神一样，他们正努
力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力量推动著我们社会的进步）。这些
一点一滴的工作在这么多年来已经逐渐发挥著作用，无声然而持续地
推动著我们社会的进步。在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界，以潘绥铭、张北川、
丛中、陈仲舜、邱仁宗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科学工
作，虽然他们在精神医学界还是少数意见，未能改变中华医学会对同
性恋病理化的判断，但是在他们的手中，正义和真理的火种已经点燃，
这一火种必定照亮天穹。
在新闻界，众多正直而尊重真理的新闻工作者已经客观地对同性
恋问题进行报道（《希望》杂志、《南方周末》和《羊城晚报》都对
同性恋进行了正面的客观公正的报道），他们在把科学介绍给公众、
破除迷信和偏见的环节上发挥著关键的作用。如果说科学是推动我们
社会在同性恋问题上进步的火炬点燃者，那么新闻良知就是这一火炬
的传递者。
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近年来，形势出现了很喜人的进展，针对
同性恋的警方行动减少了，犯罪分子对同性恋者的敲诈勒索也得到了
公安机关的正确惩处。在相对宽松的执法下，各大城市出现的雨后春
笋般的同性恋酒吧就标志著这种变化──在１９９３年左右的严峻时
刻，这种情形有谁能想象呢？
此外，新技术的浪潮也使不少同志广为受益，在计算机网络日渐
普及的今天，很多（有一定知识及经济基础）曾在独行的黑暗中痛苦
折磨的同志有了“求其友声”的机会。网络也使原本局限在学术会议
和论文集中不为广大同志所知的“同性恋非病理化”观点得以更广地
传播。
但是，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的。如果有人觉得形势一片大好，那
“方刚案件”本身就是对他的一盆冷水，这盆冷水告诉我们，现在还
远不是乐观的时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在精神医学界，主流的意见还抱著同性恋病
理化的陈腐观点，而拒不接受国际卫生组织的ＩＣＤ－１０标准以及
美国精神医学会的ＤＳＭ－３、４标准关于同性恋非病理化的观点
（中国心理学的奠基者潘光旦先生在学术上师从的英国心理学家蔼理
士在他的《性心理学》中，就将同性恋归为性倒错，潘先生也接纳了
这一观点，因此，该观点在中国精神医学界一代代根深蒂固）。这就
已经表明，希望在“方刚案件”上能讨个有利于同志的说法的做法是
十分困难的。近年来，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这虽然在执
行中也许大打折扣，但是在立法和司法方面是有影响的。而且，即使
回顾美国同性恋运动的历史，也是从精神医学界先发轫打破了“同性
恋病理化”的偏见之后才谈得上法律的变革。作为变革火车头的精神
医学界还未攻克的碉堡，想在法律上有进步那真是异想天开了。
在新闻界，虽然我们完全明白，广大新闻工作者还是有良知、尊
重真理的，但是中国特殊而微妙的政治现实早已界定，任何对敏感问
题的讨论本身，就是不被支持的“触雷”行动，因而可一而不可再。
因此，如果想通过这一案件达到向广大民众进行科学宣传的目的几乎
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方刚先生在案件中却采取了道德辩护的定位，集中精力希望
从法庭上给个说法，这就让这个对同性恋的判断变得不可避免，迫使
法庭必须就此做出一个判断。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上述不利的情况下
举行一场决战，因此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可以想见的（要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法庭现有的判断措辞已经不算严厉的了）。
作为一个真诚却稚拙的策略家，方刚先生这场决战的“不合时宜”
还表现在他败诉后上诉前给同志的那封激昂的信上，他号召已经现身
的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写信给审判员张丽华和政府有关部门。这让我
立刻就想到了法轮功。且不说法轮功本身，它的信徒们通过各种渠道
进行努力，促使很多干部、学者写信给中央为法轮功求情这件事情本
身就已经增加了党和政府的极大不满。因此，方刚先生提议的这个办
法，至少在当前的形势下，我认为也许是一个危险的办法，也许它会
将事情推向反面（这一也许在去年和前年没有什么的行动在今年的独
特形式下却有了些许的对抗色彩，因此极有可能和方刚先生的主观愿
望相反而给同志帮个大倒忙）。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对同性恋更
加严厉的执法行动或者司法过程，那这个事件的恶劣影响就更大了。
广大同志曾有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别名“玻璃”，但是它也沉痛
地写出了广大同志所处地位的脆弱性，同志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无
论这种伤害是来自法律、社会舆论或者其它。也许我上述的担心是一
种过虑，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在异性恋世界也许看来无所谓的小事
情，在同志的世界中也许就是伤害很深的大事情。因此，任何即使主
观上完全真诚的为同志做的“好事”也必须万分谨慎地衡量其前因后
果，讲求策略之道。
我个人认为，现在看来，“方刚案件”似乎没有别的好办法，要
么从技术上入手，结结实实地打赢这场官司，要么尽量淡化它，小而
化之，以尽量降低它的恶劣影响。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无论怎么走，罗马城离我们的距离还
是那么遥远。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想要真正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
彻底战胜愚昧、歧视和偏见，就有赖于我们踏踏实实的工作，这将是
一个长期的工作，必须从根本上入手（特别是精神医学界），“方刚
案件”更冷酷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然而，我们的社会终归是不断进
步的，也许我们没有能生在一个已经对同性恋理性宽容的时代，但是
如果几十年后，我们能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自豪地说一句：“这条路是
我们开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将无愧于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将骄
傲地面对我们的先辈后辈了。
（原载于《广州同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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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导】
◆ 艾滋病引起中国大陆警惕
从一九九七年起，艾滋病在中国的蔓延到了快速增长期，官方早
前公布的数字已超过四十万之众。截至今年九月底ＨＩＶ（导致艾滋
病的病毒）感染者已死亡２４０例。专家称到２０１０年实现ＨＩＶ
感染者控制在１５０万人以内。
据中新社报道，在日前举行的“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之“艾滋病
的防治工作和发展趋势”座谈会上，非政府组织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
基金会副秘书长许华向与会的新闻记者介绍了上述情况。
许华说，艾滋病在中国的蔓延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１９８５年
至１９８８年为传入期，当时只有七个省份报告发现了ＨＩＶ感染者，
除了四名因接受感染了ＨＩＶ血液而成为感染者的国内人士外，其余
的多为来华的外国人或海外华人；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３年是播散期，
ＨＩＶ感染者扩散到２１个省、市、自治区，不过仍然处于低增长阶
段；从１９９４年起进入增长期，尤其到了１９９７年和去年ＨＩＶ
感染者呈快速增长态势。
许华表示担忧的是，ＨＩＶ感染者中有三分之二是青壮年，特别
是１６岁到１９岁的青少年已占到总数的近十分之一。他指出，由于
中国是人口大国，尤其是流动人口众多，所以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难度
相当大。
许华认为，中国已经到了艾滋病防治的关键期。中国现在要做的
除了增加用于防治工作与研究的资金投入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有关
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与教育，以求到２００２年使艾滋病防治知识
的知晓率在城市达到７０％以上，在农村达到４０％，在流动人口等
高危人群中达到８０％。
据介绍，中国政府在其制定的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１０年控制艾滋
病中长期防治规划中表示，到２００２年时中国要阻断ＨＩＶ通过采
供血途径的传播，遏制ＨＩＶ感染在吸毒者中的蔓延势头；到
２０１０年实现ＨＩＶ感染者控制在１５０万人以内。
著名艾滋病研究专家何大一于１１月５日晚表示，中国的艾滋病
防御正处在关键时刻。他指出，中国艾滋病人数在未来几年内可以增
加到一百万，也可能增加到一千万，关键要看政府如何教育民众，提
供防御措施。
据《星岛日报》报道，何大一认为教育民众很重要。他以泰国为
例指出大规模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在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
泰国的艾滋病患者人数飞速上升，结果小小国家竟然有一百万人染患
艾滋绝症。“泰国政府在各个阶层、每个地方大规模地宣传预防艾滋
病的重要性，终于将蔓延之势控制住，近年来，新的被传染人数甚至
还呈下降趋势。”
他透露，他自８０年代末就开始与中国合作，为中国的艾滋病研
究提供技术资助，近来还为中国争取到一些美国医药公司提供的免费
药品，但是数量还是比较有限。而他指出，中国政府虽然已将防御艾
滋病当作重点，但是目前给艾滋病研究工作拨的款项还是不足够。他
表示自己能够理解中国政府有很多的重点工作，“但是只要想到未来
可能会有几百万人死于艾滋病，这应该当作国家灾难来处理。”据介
绍美国用以艾滋病研究的拨款一年高达１５亿美元。
何大一指出，近年来虽然发明了不少新药治疗艾滋病，而且控制
住病毒的发展，但是却不能根治感染。至于他近来的研究，何大一说，
他与同事们试图利用中药，不过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可以产生
明显效果的药物。不过，他表示不会放弃，将会继续试验。
何大一称，目前最重要的，应该是发明免疫药物，使得尚未受到
传染的人可以避免灾难。他还透露，其实他所领导的试验室已经花费
了几年用以研制艾滋病免疫药物，而且就在下周，他将前往中国北京，
参加一个专门会议，用以确定如何在中国试验新开发的免疫药物。
何大一鼓励艾滋病患者以及亲属发现问题之后，不要回避。他指
出，其实，回避艾滋病问题不仅仅是亚裔家庭的问题，很多家庭都如
此，但“回避是最糟糕的解决方式，应该积极面对，找出最可行的对
策”。
◆ 宽容同性恋促进美国司法进步
·琼·毕斯库比克·
Roger 翻译
去年六月，纽约一位联邦法官做出判决，因受同事骚扰而索赔３８
万美元的某同性恋警官胜诉。今年８月，新泽西高等法院作出一项历
史性的判决，禁止童子军对同性恋教员的歧视。近年来，已有四个州
允许同性恋伴侣共同领养孩子，有六个州推翻了针对同性恋行为的禁
止肛交的法律。与此同时，很多州、城市和私人雇主已经开始把健康
保险和其他配偶福利扩大到同性恋雇员的“家庭伴侣”。
由于受到蔓延全国的文化及政治变化的激励，法院已经把平等的
原则应用到性倾向上。从工作场所歧视到儿童监护等各种相关的的判
例中，一幅清晰的图景正在显现。正如近年来同性恋逐渐从边缘走入
美国的主流文化一样，同性恋者的权益也已经成为法律界的热门课题。
法律在对待男女同性恋者的立场转变中所表现出的冲动和突然，
并非缘于某次判例或者单项的立法，而更多的是受到公众对同性恋的
态度变化的影响。民意调查表明，公众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普遍有了
提高；更多的同性恋形像出现在电影电视上；广告商也开始公开地争
取同性恋消费者，比如百威啤酒的广告里就出现了两个手拉手的男子。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正在积极争取同性恋者的选票，
而某些共和党领袖也试图改变本党在公众印象中的“反同”形像。
“文化上的变化是极其惊人，”反对同性恋行为的“家庭研究会”
的一位从事文化研究的资深主管说，“电视连续剧、学校、以及媒体
里‘倾同’宣传而产生的大雪崩，甚至已经让法庭认为同性恋最终将
会成为一种公民权利。”
很多法律观察家早已预言，１９９６年最高法院对“罗梅对伊凡”
案的裁判将树立一个事关同性恋权利的司法先例，会直接导致日后法
院处理同性恋案件的变化。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做出判决，政府歧视
同性恋者平等就业的做法违反宪法。
波士顿的一个名为“同性恋支持和辩护者”组织的民权主任玛丽·
波那托说：“在罗梅案中，法庭出现了重大转变，它确认这个国家的
男女同性恋者具有平等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对国会以
及各州的立法和司法机构有根本的指导作用。”
但是，尽管这个判例对一些歧视性案件，尤其是工作场所歧视案
有影响，其实际的法理基础还很狭隘，因而它的影响最终也颇为有限。
因此，影响到同性恋判决的法律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公众态度
转变的反应，而并非推动了公众态度的变化。例如，尽管同性恋者在
就业、监护和家庭伴侣等领域争取到了很大的权益，但在其他一些领
域却鲜有收获。国防部的“不问，不说”政策（即只要同性恋者的性
倾向没有被发现，就可以继续服役）仍然得到法院的一再支持。实际
上，从五年前“不问，不说”政策被采纳以来，被开除的同性恋士兵
的实际人数较从前有所上升。
同时，尽管佛蒙特和夏威夷的法院已经计划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
性，２９个州仍然通过了反对同性婚姻的法律。国会也通过了《保护
婚姻法案》，使各州能自行否认在他州受到承认的同性婚姻。
“总的来讲，同性恋者权益在加速增长，”撰写了大量关于同性
恋法律文章的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威廉·艾斯克里奇说，“但是仍然存
在地区差异。在美国的城市，尤其在东北部，已经朝著平等的方向大
步前进。但是在乡村，尤其在最西南部，人们还是给我们贴上‘堕落’
和‘性变态’的标签。”
艾斯克里奇和其他法律研究人员说，一种流行全国的观点是：能
容忍不同的性行为，但是反对任何可被认为促进同性恋的行动。
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吉奥夫·加林同意这种看法，“公众强烈反
对歧视和排斥……但当他们开始感到政府偏向于某一个团体的时候，
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政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去年一项由《华盛顿邮报》、凯塞家庭基金会和哈佛大学联合举
行的民意测验也支持这个观点。数据表明，４７％的人表示同性恋无
法让人接受，但有８７％的人认为同性恋者在就业上应享有平等的权
益。这也正是１９９６年最高法院对罗梅案的裁决后同性恋运动进步
最大的领域。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詹姆斯·奎恩案。奎恩是纽约州拿骚县的警官，
若干年来他的同事一直用色情图片和各种恶作剧折磨他，包括在他警
车的车轮罩里放入石子，使罪犯能听到他的警车轧轧的声音。奎恩的
上司非但没有阻止这种骚扰，反而在某些时候甚至亲自参与。奎恩根
据联邦公民权利提出歧视起诉，并得到３８万美元的赔偿。警局提出
抗诉，联邦法官６月判维持原判，并引用罗梅案批评警局的行为是
“出于对同性恋的非理性的恐惧和偏见”。
奎恩在执行公务中受伤而退休后说，对已经亮相的人来说，情况
已经大大地改善了。“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任何被认为是同性恋的
人会受到不同对待，”他说，“现在我有在读初中和高中的侄女侄子，
都说他们的朋友中也有同性恋者，而且这些同性恋朋友们已经被大家
接受。”
奎恩的律师弗里德利克·奥斯特罗夫把奎恩案的胜诉归功于这种
态度的转变。他认为此案代表了“我们目前所处的不同的政治和法律
环境”。
尽管只有有限的工作歧视案进入法庭，但近年来同性恋者胜诉的
案例数已经大大增加了。例如，去年犹他州的联邦法官判一名高中排
球教练胜诉，她由于向学生承认她是女同性恋者而被学校解雇。这位
法官引用罗梅和其他案件说，政府机构（除军队外）应该为由于对同
性恋的非理性的恐惧和偏见而引起的歧视负责。
当新泽西的高等法院在去年夏天第首次禁止童子军对性倾向进行
歧视时，法庭并没有引用罗梅案，但反映了相同的观点。法官小组的
一位法官在判决中写道，“一个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者，仅仅出于他
／她的性倾向，跟一个异性恋者相比，既不会更道德，也不会更不道
德。”
法律专家注意到，当涉及家庭事务时，由于事关宗教在婚姻、抚
养和性爱等方面的信仰，变化相对缓慢。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领域，
同性恋者还是取得了一些胜利。
例如，在三年前当麦克尔·格鲁奇奥和庄·霍登第一次尝试领养
一个孩子时，新泽西官员一开始并没有批准。经过一队律师的努力，
一次法庭判决，和新泽西州政策的历史性转变，领养才得以实现。而
当二人今年试图领养第二个孩子时，他们和普通夫妻一样，
只花了几个月就办完了手续。
“现在情况好很多了。”格鲁奇奥最近说。他刚和四岁的儿子亚
当和两岁的女儿麦迪逊玩过例行的晚间游戏，并看完了电视，他说：
“从我们开始申请领养麦迪逊到手续办完，就象一眨眼，还不到两个
月。”
专家们说，在过去几年里，同性恋者成为父母的机会已大大增加。
部份原因是代理母亲和精子库行业的萌芽，另外也因为领养规定变得
更宽松。
大多数的同性恋者领养其中一方亲生的孩子而成为“父母”。全
国的法官也更加愿意给予两个非亲生“父亲”或“母亲”所有做父母
权利，就象一直以来对待异性恋领养父母一样。这样的领养对华盛顿
特区和其它大约２０个州的同性恋伴侣来说，并不罕见。
在这方面，并不仅仅是规则在改变。格鲁奇奥说：“１９９７年，
当我们终于收养了亚当时，我们这个家庭对人们来说显得很奇怪。人
们眼中充满困惑的神情。但现在，我们变得很普通。”
（转载于《华盛顿邮报》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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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 古巴同性恋简史
·二 言·
同性恋者在古巴的境遇如何，一直富有争议。一方面，和其它社
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东德和苏联一样，同性恋作为一种另类生活方式，
向来是个倍受禁忌的话题。另一方面，一些流亡到西方的古巴同性恋
者为了获取政治避难等待遇，在申述同性恋者在古巴所遭受的不公正
待遇时有可能言过其实，甚至将一些历史和传统偏见也归咎于卡斯特
罗政权。事实上，卡斯特罗本人曾经多次对同性恋发表个人看法，这
不仅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绝无仅有，而且其看法的转变启
动着古巴同性恋者境遇的变化。本人试图从古巴社会的历史和政治方
面，剖析一下同性恋者在古巴的真实境遇。
● 历史和传统
任何社会态度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政治形势，而且往往受到历史
和传统的深刻影响。当谈论同性恋者在古巴的境遇时，首先必须了解
一下该国历史上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虽然天主教在古巴的影响并不及其它拉丁美洲国家那般深远，但
仍然是古巴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当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古巴，大肆残
杀印第安人时，就曾诬蔑印第安人是“同性恋者，淫乱，笨拙，恶贯
满盈得让人无以启齿”。性行为的唯一目的在于生育，因此手淫等不
具有生育意义的性行为受到严厉禁止，而同性恋行为据说会将人送入
地狱。后来居上的新教对同性恋的态度也不见有丝毫放松。
当殖民者从非洲贩来黑奴时，黑奴中盛行的阿巴库阿教强调妇女
的从属地位，认为男子应该刚毅勇敢。这个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当今拉丁美洲对于同性恋的定义有别于西方社会。在西方，从事同性
恋行为的双方都会被称为同性恋者；而在拉丁美洲，只有在性行为中
处于被动地位的一方才会被看成同性恋者，而主动的一方由于没有丧
失“男子气概”，仍然被视为异性恋者。
● 革命前后
１９５９年的革命是古巴当代历史的分水岭。革命前的古巴在政
治和经济上依附美国，而且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当时的哈瓦那是著
名的旅游胜地，卖淫、毒品走私和赌博业也非常发达。一些来自北美
的同性恋游客和当地富裕的同性恋者非常醉心于那里灯红酒绿的花花
世界，这些需求使当地的男妓数目非常不菲，一些来自劳工阶层的异
性恋男子也加入了这一行业。据后来逃亡到美国的作家卡罗斯·弗朗
奇回忆说：“（革命之前对同性恋的）社会偏见往往比较表面化，常
常以恶毒的玩笑形式出现，但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转化成任何
暴力行为。同性恋者受嘲弄或许并不稀奇，但没有人会去逮捕或者折
磨他们。”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日，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进入哈
瓦那，建立了革命临时政府。私营经济逐渐被取消，依附于旅游业的
卖淫业受到了扫荡，同性恋地下经济市场受到了严重打击。
六十年代后，古巴开始紧密追随苏联的政治路线，马列主义成为
官方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关系开始急转直下。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
古巴实行禁运，并且断绝了外交关系。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７日，美国
中央情报局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入侵古巴，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但
结果在吉隆滩遭到全军歼灭。次年，美国情报机构发现苏联在古巴设
有导弹基地，肯尼迪总统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这场危机最后以苏联同
意在联合会监督下从古巴撤出进攻性武器，而美国保证不进攻古巴而
结束。
与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对抗促使古巴政府在国内掀起了全民皆兵的
军事化运动，并在同时竭力扫除资产阶级的残余影响。１９６１年，
内政部长拉米罗·瓦尔德兹发动了“Ｐ字行动”，对红灯区内的妓女、
拉皮条者和同性恋者（三种人的名称都以字母Ｐ打头）进行了扫荡。
该行动的目的之一在于扫除同性恋者在艺术、文化和教育系统内的势
力，因为同性恋与革命的价值观水火不容。卡斯特罗于１９６５年接
受美国记者李·罗克伍德采访时说：
“同性恋者也能够有革命思想，继而表现出正确的政治
立场。因此，他们并不能被看成是革命的负担。但在现实生
活中，我们永远不能够相信，同性恋者能够担负起革命的重
任，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那种偏离常规的本性与一名
革命战士所应具备的品质是不相融合的。”
同一年，古巴政府在全国各大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９月，
“军事训练与生产营”成立，口号之一就是“劳动将使你锻炼成真正
的男人”。生产营完全与外界隔绝，并且由铁丝网围起来。被关入营
内的人除了从事繁重的农田劳动之外，每天还必须接受马列主义思想
教育。虽然政府坚持声称，这些人因为不具备革命品质而无法成为革
命战士，因此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接受改造的人却与二战期间被关入
纳粹集中营的囚犯有着相似的背景：耶和华的见证人信徒、无业人士、
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同性恋者。这种违反人道的做法引起了国内外人
士的强烈批评，一向支持古巴革命的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尖锐地指出：
“古巴找不到犹太人，却找到了同性恋者。”一位演员因为需要在舞
台上扮演德国人，因此将头发染成了金色，但有关部门却不分青红皂
白把他看成“颓废”的同性恋者而将他关入了生产营。不久，古巴作
家和艺术家协会上书卡斯特罗，对生产营的某些做法提出了异议，从
而导致它最终在１９６７年的甘蔗丰收后被关闭。同一年，卡斯特罗
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本性无能为力而
受到错误对待，这是不对的……这一切说明，我们在将来必须对于任
何围绕着性关系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审视。”
古巴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惩罚同性恋，但第３５８条款提到了对
“丑闻”的惩罚，并对下列冒犯者判处三至九个月的监禁：“１）那
些公开展示同性恋倾向，或者以此烦扰别人，或者要求别人从事同性
恋行为的人；２）那些在公共和私人场所从事同性恋行为的人，而这
些场所能够被其他人无意看到；３）公开展示任何不体面的行为的人。”
可见，同性恋本身并不构成犯罪，但也不能有公开表示。以上条文使
一些举止比较女性化或者被怀疑从事同性恋行为的人可能受到举报，
其中最著名例子是六十年代著名戏剧家罗贝托·布朗哥的案件。布朗
哥曾对一名国家安全局的年轻工作人员勃起的阴茎表示出羡慕。这件
事传出去后，他被警察逮捕，并在自己曾经经营的剧院里接受公开审
判。
刑法第７６条至９４条专门规定对“扰乱公共秩序”的惩罚，其
中第７７条规定，“任何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人，通过暴力行为、言
语、姿态来或者其它具有挑衅或威胁性质的行为来侵犯他人的权利或
者频繁扰乱社会秩序的人”，都会被判处一至四年监禁。治安机关甚
至派遣一些外表英俊的警察去一些同性恋者的“渔场”做诱饵，抓获
与逮捕同性恋者。
除了法律的压制之外，社会政策的其它方面也对同性恋加以限制，
共产党或者共青团将同性恋者拒之门外。１９７１年，劳工部长里斯
克声称要将“无业游民、小偷和同性恋者拘捕起来”。同一年召开的
全国第一届教育与文化大会在决议中指出：“同性恋是一种社会疾病，
我们的原则是：必须在任何场合禁止这种行为的表现，禁止它的扩散
与蔓延……任何同性恋组织必须被解散，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采取一
些措施，但这一切都要以防止和再教育为目的。”决议还规定，同性
恋者不得从事教育工作，不得被派往国外。师范学院在挑选新生时，
还特地观察申请人的举止，以确保同性恋者不踏入教育部门。
１９８０年，一家师范学院的女校长说：“一些有偏离倾向的学生、
同性恋者和其他举止不端的学生是不能入学的。教育工作者必须情绪
稳定，作风正派。由于他们天天要与寄宿学校的学生打交道，因此我
们在挑选人员时必须慎之又慎，对同性恋做到防微杜渐……同性恋本
身也许不是什么问题，但它会对未成年人施加恶劣影响。”除了教育
领域外，１９７８年２月颁布的部门决议规定，禁止同性恋者行医；
《第１１６６法案》还规定，那些在工作单位里从事同性恋行为的人，
需要被当即开除。唯一例外的是文艺界，一些同性恋作家、演员和舞
蹈家只要不太招摇过市，即使周围人知道他们的性倾向，也不会招致
太大的非难与责疑。著名电影学家阿尔弗来多·格瓦拉和著名画家波
特卡雷罗就是圈内半公开的同性恋者，但他们受过政府的多次嘉奖。
除了以上法律和职业范围内的限制以外，全国各地的保卫革命委
员会（类似于中国的街道居委会）也不断监视着公民的言行活动，以
提防反革命分子和来自域外的颠覆活动。由于同性恋是被认为是一种
反社会行为，因此委员会“暴光”同性恋者时，总会有警察在场。被
曝光的同性恋者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治疗。
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卡斯特罗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敌人，西
方媒体也普遍将古巴政府妖魔化。然而，古巴政府在提高识字率、提
供公共保健和扩大妇女权益方面，成绩斐然。１９７６年颁布的《家
庭法》规定，夫妻必须共同承担家务，妇女就业应该受到鼓励等。
《家庭法》大大打击了传统性别角色，但该法律同时声称婚姻和家庭
是革命的基本，因此当女权主义思想的兴起在西方促进同性恋运动发
展时，在古巴却没能改善同性恋者的境遇。
１９８０年，一群试图逃亡海外的古巴人开车冲进了秘鲁大使馆，
撞死了一名古巴守卫。古秘关系急剧恶化，古巴政府立即宣布撤消对
秘鲁使馆的所有保护。大量居民立即涌入了秘鲁使馆，最后古巴政府
不得不允许十一万七千人从马里尔湾出发，前往美国。据估计，大约
有两千至一万名同性恋者加入了这场“自由逃亡”。
虽然这场逃亡令古巴政府甚感难堪，但却是一个清除异己分子的
良好机会，而同性恋则是此时获准逃亡的最佳借口。一些人纷纷承认
自己在同性恋行为中担任被动角色，然后在一群心理学家面前展示走
路的姿势，当被认定是同性恋者后，即获得了离境许可。保卫革命委
员会也在这时大力举报街道里的同性恋者，试图将他们赶出去。
官方报纸在社论中声称：“虽然同性恋在我国不算犯罪，同性恋
者也不受到任何骚扰，但他们中有一些人却和贩毒分子和赌徒臭气相
投，窝在秘鲁大使馆，因为古巴不能满足他们的淫欲恶念。”此类评
论煽动了全国上下的反同性恋情绪。此后不久推出的主流电影《渣滓》
将躲入秘鲁大使馆的古巴人描绘得女气十足，暗示他们是古巴社会的
“败类”。作家马里奥·库契兰在最著名的文艺杂志《波希米亚人》
上接连发表文章，声称“他们（指同性恋者）向往加利福尼亚，那里
是罗纳德·里根的官邸，也是娘娘腔们的集居之地，这些人不仅拥有
强大的经济权力，而且政治权力也很大。”这种宣传使举止比较女性
化的同性恋者在各地倍受骚扰。
１９８４年，法国政府资助制作了一部名为《行为不当》的纪录
影片，对一些流亡海外的古巴同性恋者进行了面谈采访。但该片被认
为“别有用心”，因为参与制作的人员中有大量加入“自由逃亡”后
滞留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古巴同性恋者，他们试图通过这部影片来获
得美国或者其它西方国家的政治避难，因此很有可能夸大其词地描述
了自己曾经在古巴经历的不平等遭遇。为了抵制该片在西方造成的影
响，古巴政府特地派遣了一个官方的同性恋代表团前往欧洲，以说明
同性恋者在古巴并没有受到歧视与迫害。
● 同性恋与性教育
由于法律、传统和社会的原因，古巴的同性恋者往往过着两面人
生活，不少人选择了结婚生育的人生道路。一些同性恋者认为自己的
性倾向是一种天命，曾经寻找精神病专家的帮助。
西方科学的发展对古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古巴学术界在推动宽
容同性恋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早在１９６７年，卡斯特罗就说：
“我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和偏见的摈弃，人们能够接受
一些新观念和新思想。”议会于１９７１年发表声明，表示应该通过
学术研究和交流来达到上述目标。
１９７７年，古巴成立了全国性教育委员会，由莱扬切尔教授和
来自东德的莫尼卡·克罗斯博士领导，目的在于探讨有关性关系的价
值观念应该如何适应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其中包括妇女的经济自主
权和就业机会、堕胎与避孕、少女怀孕、代沟冲突和性别的角色与义
务等议题。委员会将这些问题逐一研究，然后编写成实用手册，分发
给干部、医生、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委员会不仅在古巴政府内享
有崇高地位，与国会、卫生部和妇女组织保持着直接联系，而且受到
联合国计划生育组织、东德和其他西方友好人士的支持。
虽然同性恋议题并不是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但却是比较引人注目
的内容。东德政府当时已经接受了同性恋非罪非病的观点，这种观点
随著文化和科学的交流开始传入古巴，使性教育委员会对于同性恋所
持的立场与当时的社会偏见相左，并与西方的同性恋研究合拍。莱扬
切尔教授在后来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重点并不在于同性恋者，
而在于异性恋者，后者需要理解同性恋者确实存在，并且有着自己的
生活方式。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目标在于让人们采取合理的态度来
看待同性恋。为此，我们必须清除围绕着同性恋的各种错误猜疑。首
先，同性恋并非不良教育的结果，也不能要求每个家庭保证不会产生
同性恋者；其次，至今还有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同性恋可以被治愈，
因此医生有责任保证消除同性恋。另外，还有人认为同性恋不是天生
的……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采取某些措施迫使同性恋者过上貌似异性
恋的生活，但这并不等于说，同性恋就被治愈了。”此外，他甚至指
出，“治疗”同性恋不仅是无知的表现，甚至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官
方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使同性恋者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一位名叫艾
达的女护士说：“我记得革命前的情形如何，现在我第一次尝到了做
人的滋味。”
１９７９年，古巴翻译出版了一些东德的性学读物，其中《男女
性爱》一书的第十章详细讨论了同性恋。这些书籍同时指出，研究同
性恋的成因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同性恋并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本性，
同性恋者“生来就是如此”。虽然这些内容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争议，
但莱扬切尔教授认为“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已经来到”。书中明确指
出：“虽然科学家们试图寻找与同性恋有关的外表特征和行为特点，
但无法将这些零散的结果整理成系统。也就是说，医学界根本无法划
定同性恋者。”在该书再版时，莱扬切尔教授进一步指出：“人们必
须清除地认识到，一个人究竟受哪个性别的吸引并不取决于他本人的
意志。因此，仅仅因为一个人有着同性恋倾向，就认定他人格不健全
或者个性懦弱，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然而，至今仍然有很多人以无知、
误解与偏见来看待同性恋者。”当时一些家长们表示，他们宁愿生出
死胎，也不愿意看到孩子长大后成为同性恋者。针对这种偏见，莱扬
切尔教授指出：“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同性恋青少年避免成为无
知和误解的攻击目标。”
１９８４年，莱扬切尔教授和克罗斯博士应邀访问了荷兰，与荷
兰的科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同性恋活动家展开了坦诚的交流。莱扬切
尔教授在事后深有感触地说：“我从来不以性倾向来判定一个人的好
坏，但我也从来没有注意到，同性恋者因为性倾向的不同而一直受到
歧视。我很清楚穷人所遭受的歧视，所以特别关心消除饥饿和文盲。
在过去的这段时期里，我对同性恋者所经受的压迫和歧视有了更清楚
的了解。”两位人士同时认识到，要改变传统偏见，需要几代人持续
的努力。“我们是不可能一步之内逾越阴影的。”克罗斯博士说。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古巴政府在社会政策方面有所松动，同性
恋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对待。１９９２年，卡斯特罗称同性恋为
“一种需要得到尊重的人类自然倾向”。１９９３年６月，古巴政府
代表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上，同意国际同性恋联合会在古巴设
立观察站，并表示已经“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同年１２月，
电影《草莓与巧克力》在哈瓦那国际电影节上映，场场爆满，最后获
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大奖。该片描述了一名同性恋艺术家试
图勾引一位哈瓦那大学的学生，但两人在对抗与交流中建立了深切友
谊。艺术家不仅为大学生牵线做媒，还帮助他克服对同性恋和不同政
见的怀疑和恐惧。在风趣的对话中，影片对古巴政府社会政策的各方
面提出了辛辣尖锐的批评，在当时可谓石破惊天。该片次年在拉丁美
洲各国上演，好评如潮。古巴政府还将该片送往美国角逐奥斯卡，令
西方媒体和评论家惊诧不已，最后该片获得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在同
一时期，西班牙同性恋剧作家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加的同性恋话剧
《观众》被公开搬上了舞台，电视节目也开始反映同性恋。在哈瓦那
大学的语言文学系和艺术系，同性恋已经不再被视为异端。
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８日，古巴同性恋协会正式成立，并宣布该日
为每年的同性恋自豪日。继前东德后，古巴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允许同
性恋者成立合法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性恋酒巴和舞厅重新出现在
哈瓦那和其它大城市里。然而，尽管已有少量同性恋者公开亮相，但
他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阻力。在哈瓦那经营一家异装歌舞表演厅
的洛伦佐说：“公众还是不能够对我们表示接受。”
参考资料：
１．Coming Out: An Anthology of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Writings，Stephen Likosky 编辑，纽约Patheon Books
１９９２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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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phobia, and Revolution:Notes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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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Martin
Duberman，Martha Vicinus 与George Chauncey, Jr.编辑，Meri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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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869 to the Present，Vintage Books１９９５年出版。
４．Hogan, Steve & Hudson, Lee，Completely Queer: the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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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出版。
５．Gunson, Phil, Life's Far from Gay for Cuba's Homosex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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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Lumsden, Ian, Machos, Maricones, and Gays: Cuba and
Homosexuality. 费城 The Temple 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６年出
版。
７．《世界通史》当代卷，徐天新、粱志明主编，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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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空间】
◆ 有关同性恋的表象与事实
·理查德·萨莫贝尔博士·
Jimmy Ｃ 翻译
１．“同性恋者破坏了我们社会的道德结构。”
欲加于罪，何患无辞？差不多所有对弱势人群横加指责的人都会
说，我们会给社会带来危险和其它毛病。种族主义分子就曾经用“退
化”、“懒惰而且不诚实”、“酒鬼”、“多变和脾气坏”等带有诬
蔑性的讲法，来指责弱势人群缺乏对社会负责的自律。他们还认为，
如果弱势人群获得足够的影响，那么就会导致世风愈下，从而使社会
失去强劲的组织结构。
这些观点不能反映出对现实的理性看法，而是诠释了那些谬论产
生过程的本质。它们都建立在对不理解的事物的恐惧心理上。反同性
恋的言论自然把性问题当作道德沦丧的缘由。我们常能碰到一些为了
证实这些说法而发生的破坏行为的案例。（这是个公认的逻辑错误。
哲学家称之为“有选择实例之证据”。）
２．“同性恋者想要特殊的权力！”
除了我们在刚才提到的指责同性恋者道德败坏的说法以外，为了
使攻击目标显得更加危险，所有攻击的说法都包括这么一个观点：有
道德缺陷的人都希望得到超出公平限度的东西。“国际阴谋”、“聒
噪的另类组织”、“特权要求”等都是他们的说法。这些说法隐喻的
含义就是指：这些组织是社会弊病的来源，而它们正试图不断壮大并
且更危险。
同性恋者要求的权利只不过是最基本的人权，和其他任何人已经
享受到的那部份权利相当。很难想象这些权利为什么一落到同性恋者
头上，便成为了“特权”。只有在那些抱有偏见的人的逻辑中，基本
人权才会被视为特权。这些人没有把同性恋者看成普通人，而是把他
们视为怪异的邪恶势力。
３．“同性恋者不断在招募新人以增强自己的势力。”
有人认为，同性恋者作为危险而有缺陷的少数人，正在不断扩张。
大多数情况，人们对异性恋的成见是他们生育了过多的儿女。而在同
性恋人群中，这却是不可能的。很显然这个宣扬同性恋人群试图不断
扩张的说法，把已经困惑了大家许久的的关于同性者来源的问题搞得
更加糊涂。
４．“同性恋者想对儿童和其他人施加影响，让他们也成为同性恋。”
许多敌视同性恋的人其实并不理解性取向是与生俱来的。大多数
人只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不难发现，自己对性取向的选择根本无能
为力。并不是随便和什么人都能保持终身亲密关系的。
对这个问题的误解有两个来源：首先，一些人是双性恋。他们能
够在与生俱来的性取向中左右摇摆。其次，在某些特殊环境，例如在
监牢里，人们也可能产生另类的性兴趣，即使这些兴趣与他们的本性
相左。这些行为通常是带有掠夺性质的。在许多《圣经》的章节中，
这些行为被指责为“有悖人性”。
同性者的产生应该与某些遗传因素有关，可能还与其早期孩童经
历也有关。而这些因素是和父母的模范作用并无关系。（我们之所以
这样说，是因为有科学研究显示：由同性伴侣养育的儿童成为异性恋
的概率，和由异性伴侣养育的儿童一样，甚至更大些。我们自己的儿
时记忆也说明我们并不是受到其他同性恋者的影响而喜欢同性的。）
对性倾向施加影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只是浪费时间。希特勒曾疯
狂地把犹太人送入死亡集中营，以期减少他们在欧洲大陆中的数量。
他也把同性恋者送入集中营，但这并未影响下一代欧洲人中同性恋者
的数量。这是因为同性恋的性取向是人类正常的生理组成部分，就象
左撇子一样，它与文化修养和社会风尚是无关的。同时，它也是一种
比较少见的正常现象，相对数量不会有什么明显增长。
５．“同性恋是社会风气败坏的表现。”
许多传统的社会把同性恋倾向看作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和婚前
性行为、未婚生育和离婚一样，遭人唾骂。当社会更加宽容时，这些
现象又一起浮出了水面。其实这些遭禁的行为，不管实际上是好是坏，
还是无关紧要，我们都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拿这些行为中最糟的类
型来作为诋毁的依据，实在是一种逻辑错误。即便是最好的行为，一
旦它们被打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恐怕也永难翻身了。这就制造
了“以问题为论据”来推理的恶性循环。
为了更加正确地评价同性恋关系，与其着眼于在社会宽容时期出
现的其它社会行为，还不如将目光放在同性恋关系本身。当同性恋者
被迫把自己伪装成异性恋时，一个个家庭悲剧就开始上演。而另一方
面，同性恋关系却可以是十分正面和有利的。如果充份考虑到同性恋
者的自身权益，我们在考量同性恋关系时就不难发现：对于同性恋者
来讲，最好的家庭组织形式就是如此。这是一种对家庭和社会都有利
的形式，对其具有相当的建设性，而不带破坏性。
６．“同性恋与家庭和家庭观念是对立的。”
这个口号是在七十年代早期，一些不同背景的激进分子在攻击
“核心家庭”时提出的。在延用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将
它解释清楚了。也许人们还在用它，试图用一种不科学的方式来解释
为什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不同。如果我们把同性恋看作是一种有意
识的选择的结果，敌视异性恋家庭也许能构成一个原因。但实际上，
正如我们在第五点所提到的，如果同性恋者一定要把自己转变为异性
恋者，这只能造成悲剧。情况好些的，大不了离婚收场；但有时情况
会很糟，有人可能会自杀，或可能发生不忠实的假婚姻关系，例如在
公共厕所有过份行为，或把艾滋病传染给配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
同性恋伴侣却维持了一种和谐而稳定的关系。由于大家赤诚相待，这
种家庭关系更和睦。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这种和谐友爱的氛围对他
们的身心发展也是会大有裨益。这正好和上述“与家庭为敌”的说法
完全相反。
成见往往拿些口号来作幌子，预言一种夸大了的危险。对于一些
少数民族群体，成见常常会否认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怀疑他们与社会
的大多数人合作的愿望。“与家庭对立”的说法常会指责同性恋者对
社会缺乏忠诚，甚至说他们对人类的前景怀有敌意。这种荒唐的指责
只会揭示这些成见产生的内在需要，即为了使弱势人群显得危险，人
们常会给他们戴上“可恶”的帽子，把他们视为一群疯狂的社会公敌
来做整体攻击。有什么会比威胁上亿人的快乐家庭生活更为可怕的事
呢？更不用说这种说法还同时包含了灭绝人类的阴谋。这种指责既包
含着误解又充满了恶意，但它根本不是事实的反映。
７．“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
这个口号通常是紧随着第六个说法的。从其表面的价值尺度来讲，
它是完全正确的。人们大都有家庭。这也是繁衍后代的源泉。但是一
旦这个说法被误用，那它就成为了否认不能完全套用这个模式的人们
及其价值的借口了。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强迫同性恋者结成一个异性
恋模式的婚姻家庭。我们在上面的第五点和第六点已经讨论过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结婚，也不是每对夫妻都会有小孩。认为未婚
和无后的人无能而把他们排除在社会结构之外，是十分荒唐和无情的。
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也可以是个体。不管他们的婚姻状况如何，他们
都是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另一个基本单位是相爱的伴侣们。人们的
幸福和稳定对身边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益的。比如，如果某人得了小病
小碍的，周围的人们可以尽可能地照顾他，这也省去了政府许多工作。
８．“同性恋者应当对艾滋病负责。”
我们现在知道，在同性恋者感染到艾滋病以前，艾滋病在世界的
某些区域已经成为在异性恋人群中新生流行疾病。另一种类似艾滋病
的由ＨＩＶ２病毒引起的疾病，也许在异性恋人群中已经流传了更长
的时间，尽管它的传播速度没有那么快。在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的
出现之所以会如此具有戏剧化，是因为首例在发达国家出现的艾滋病
例是同性恋者。如今，在世界范围中，异性恋者的艾滋病传播数量已
大大超过了同性恋者。在加拿大，一个感染ＨＩＶ病毒的异性恋男子
就曾传染给十几个妇女。做为异性恋并不能保护自己不受艾滋病毒的
感染。即使世上没有同性恋者，艾滋病也会成为一种有深远影响的世
界范围的流行病。
当艾滋刚刚传入北美同性恋社区时，在相当长而安静的潜伏期中，
它还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疾病。甚至有多个性伴侣男子的高危人群也没
有自我防范的观念。社区中强有效的教育宣传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了这
个局面。当大叶性肺炎从一个饭店的空调系统中出现而成为一种新的
致命疾病时，没有人想到过要归咎于那家饭店，更别说要拿整个空调
处理过程来开刀了。没有人可以控制我们完全未知的事物。我们需要
信息。甚至在人们还没有获得详尽的信息之前，同性恋社区团体已经
开始为控制艾滋病做出了勤奋而出色的工作。最近的《克里弗报告》
高度赞扬了他们为阻止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传染做出的杰出贡献。
而与此同时，有些官僚们仍然对此置若罔闻。艾滋病的防治本是医学
界的工作，然而同性恋社区却在阻止它的进一步传播的工作中做出了
大量的有效的工作。
９．“同性恋者当中没有什么真正忠诚的关系。”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有很多忠诚的关系的范例。许多恩爱的伴侣
还到诸如都市社区教堂的地方，借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来庆祝他们的
结合。
当然我们不否认还存在其他它类型的关系。这在异性恋世界里也
非罕见。仅仅引用几个这样的关系或生活方式的实例，并不足以证实
同性恋者对他们的关系是不忠诚的（见第一点中“有选择事例证据”）。
当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兴起于六十年代后期。那时正是开放的性关系
被视为前卫而受推崇的年代。开放的性关系和糜烂的生活方式成为一
种时尚。然而在同性恋社区中（在一小部份的女同性恋社区中），虽
然人们已经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将它看作是同性恋者的标志，人
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分歧。他们批评那些沉溺这种关系的同性
恋者，认为他们只是为了安定异性恋者而采取的效仿行为。
但这也是完全不准确的。同性恋者伴侣关系的基础是完全超越社
会政治因素的，是爱情、相互体贴和支持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他们的
关系承继了所有其他关系存在的原因。而这种关系一旦失败，其原因
也不会和其他普通的原因有两样。社会对爱情关系的态度一直是重视
和支持的，原因并不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不是为了压制新的人口增
长，而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家庭、爱情关系和儿童的健康发展，
这些都是倍受推崇的。同样的忠诚、信任和协作，使这种关系正常发
展，也使整个社会正常运转。不管攻击者怎样指责同性恋者，他们迟
早还是会参与了这个理想的建构的。
１０．“同性恋行为令人厌恶。”
性涉及了我们所说的人类的低等器官。就象心理学家提出的那样，
它通常既包含了会带来欢愉的一面，又包含了会带来嫌恶的一面。有
时侯人们很难想象别人的性生活方式。也许一想到这些，人们的反应
不会是愉快而是恶心。利用这些人们一般言而不尽的话题，把它转化
为一种人人敬而远之的东西，来为有恐同心理的偏见思想服务，这是
很不公平的。过多考察他人性生活的细节会让大多数人感到不舒服。
因此，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这种刻意说辞的牺牲品。
这样的处理方式很人为地显示了性行为欠缺了两个重要的伦理因
素。一是隐私权。大多数人认识到对他人性行为的不适因素，从而对
自己性行为的隐私都很好地加以保护。即便他们参与了一些性资讯的
交流活动，例如一些色情文学的撰写，他们也只会将这些资料在愿意
阅读的成年人当中流传。所以，如果我们要购买和阅读这类成人读物，
我们也只能在一些销售它们的书店去寻找它们。只要人们不对他人的
性癖好表现出过大兴趣，他们一定能在这个尊重个人隐私的社会中与
他人和睦相处。有教养的人不会干涉其他成年人两厢情愿的性行为。
他们不会整日沉溺于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不懂事的青少年才会这
样做。
其二是爱情。当两情相悦时，性行为是一种表达体贴和亲近的身
体语言。其中的情感交流是无法用言语或文字记录的。实际上，试图
用身体描述性行为是极不忠实的。人们都知道，自己在和爱人亲热时，
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满足。
同性恋者在性行为的具体方式上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同性性
行为过程中的具体方式或操作过程，没有哪样是我们不能在异性性行
为中能找得到的。实际上，各种对性行为的含蓄说法（“法国式”，
“希腊式”等等）都是和我们所知的异性性行为息息相关的。如果考
虑到卫生问题，异性恋和同性恋都有少数一些性行为方式会带来卫生
问题。那些声称别人的所做所为让人恶心的人，应当反省一下自己的
做为。
１１。“同性恋想公开招摇自己的性生活。”
只要花几分钟想一想这个问题，人们就不难意识到，亲密关系不
等同于性行为。它们是不容易被掩饰的。乱交的同性性行为，就象某
些异性夫妻偶尔会去色情场所一样，是可以完全逃过人们的视听的。
但是和别人生活在一起，人们自然会对这种开放的生活状态加以关注：
“你还在打单身啊？”“你们是姐妹吗？”“哈，还没有遇上喜欢的
女孩啊？”
在我们的生活中，性生活可以是私密的，而亲密关系却是公开的。
这意味着如果有哪一对同性伴侣想要掩饰他们真正的关系，他们就得
成天以谎言待人。任何有道德的人都会认为生活在这样的谎言中会产
生很多问题。于是，如果人们将他们的关心看作一种自然而随意的友
谊，而不是一种牢固的爱情关系，那么人们会将他们之间亲热关系泰
然处之。这个趋势不但会造成一些小的生活麻烦，例如在假期，只能
和自己的家人一起而不便跟随自己的爱人，有时候还会带来一些令人
心碎的隔绝局面，例如在自己的爱人身患疾病时，不能去探望。这样
的局面是不可忍受，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它无情地嘲弄了爱情的本质，
只有极度恐怖才可能逼迫人们去接受它。
同时，在缺乏真实的资讯的情况下，流言和污蔑便会不断滋生。
保持沉默的同性恋者发现自己在公众面前越来越被恶意丑化，同时流
言四起。例如，一则新闻报导的警察对儿童被逼良为娼的治理，会暗
示所有被逮捕的嫌疑人均为典型的同性恋者。（一个广为关注的相关
的历史例子是１９５５至１９５６年爱达荷州布宜斯镇的性丑闻。详
见Ｊ·卡茨的《美国同性恋史》。）反艾滋活动者形象地诠释了这个
局面：“沉默就是死亡。”
一些人认为他们能够让公众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性问题。他们的
做法是大方地谈论自己的性行为和性癖好，这是一个受到不少人支持
的政治策略。象所有其他方案一样，它自然有自己的拥护者和质疑者。
重要的是，公开同性关系的本质是与此毫不相干的。它不是一个政治
方案，而是一个道德和社会的必然。只有在不可接受的自甘堕落的情
况下，人们才能将其置之不理。一旦有人试图掩盖这个关系，那么他
必然制造和滋长了谎言的产生，由此还导致了社会分歧。任何理智的
人总会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袒诚的面对这个社会，同时也会考虑到
自己的安稳。有多少人教导自己的小孩要诚实，但却一直坚持要同性
恋者说谎。这是很让人惊异的。他们究竟如何看待我们从小被灌输的
价值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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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笔林】
◆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加诗歌选
【编者按：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加为本世纪西班牙最著名的诗人与
剧作家，他巧妙地吸收了阿拉伯诗歌和吉普赛民谣的风格，创作了
《暗色的十四行诗》等歌咏同性爱情的诗篇，表达出哀婉而热烈的情
感。另见《桃红满天下》第４９期《英雄的悲剧──西班牙文学之魂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加》。 石洋 编译】
◇ 无常的爱
没人知道，有一种香水叫永远，
它飘自你腹下的黑木兰。
没人知道，你的唇齿之间
戕杀着爱情的蜂鸟。
月光洒在你黑色的睫毛下，
千匹波斯小马沉入了梦乡。
接连四个夜晚，我紧紧搂住
你那融化万雪的腰围。
茉莉花盛开在斑驳的断壁前，
你短暂的一瞥摧发了我心头的种子。
我抚着胸膛，向你献出
象牙色的情笺，上面写着：永远。
永远，永远，我痛苦的花园，
你永远让我捉摸不透。
我嘴里含着你血管里的鲜液，
你的双唇暗淡得如我的死亡之甸。
◇ 爱的伤口
光线如熊熊烈火，
吞噬着围绕我的灰色山河，
咀嚼着我内心的血泪，
令天空、大地和时光映出惨淡光寰。
血的哀叹点缀着
毫无生气的琴瑟和淫荡的火炬，
如大海撞击我的心房，
如蝎子爬入了胸膛。
爱情的花环，点缀着我伤痛的床第，
在双胸低垂的废墟里，
失眠的我梦见了你的到来。
虽然我小心翼翼，
你的心却再次轻易地为我铺下了
布满毒芹和陷阱的爱情山谷。
◇ 诗人要情人写信给他
我的心肝，你让我生不如死，
无望地等着你的来信。
独守枯萎的花朵，我思忖：
但愿你从我无力自拔的生命中消逝。
空气凝固不变，沉默的石头
即不会感知也不能避免阴影的投射。
干枯的心
何需月亮投来的冰冻的蜜糖。
我为你而神伤，撕裂我的血管吧，
让你腰间的猛虎与鸽子
在白合花与嘶咬中决斗。
请给我寄来只言片语，
不然就让我沉入
这永恒的死寂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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