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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7月31日出版 1997年9月5日创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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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CSSSM)主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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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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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闻摘要】台湾艾滋病人受雇成为催债人
        同性恋成为波兰大选的攻击目标
② 【说三道四】为巩俐说几句
③ 【综合报导】台北县寺院闹出诽闻案
        台湾发生同性迷奸案
④ 【历史回顾】成为自己的专家
⑤ 【艺坛纵横】百年天鹅情
            ──兼评男性版《天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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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要】

◇ 据英国《卫报》报导,台湾财神信用社(音译)最近雇用一些艾
滋病人,派他们象向客户催债。艾滋病监护所的人员否认此举在于恐
吓负债人,“这些病人需要工作,而信用社也需要想出新办法来讨回
欠债……这是个两厢情愿的安排,但病人决不会以咬人作为催债的威
胁”。

  艾滋病组织对此表示反对。台湾的艾滋病人经常得不到治疗,而
且很多人以为艾滋病能够在简单的身体碰触中得以传染。

◇ 据法新社报导,波兰前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最近在一次竞选演讲
中声称同性恋者应该接受治疗。“想象一下,如果人人都成那样,我
们就会绝后……我还是那位尊重基督教传统的人”。

  波兰全国大选即将开始,但天主教政党“团结选举行动”只获得
低于10%的支持率,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攻击同性恋来提高声望。最
近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波兰55%的公民谴责同性恋,只有27%
的认为同性恋者应该受到宽容,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同性恋者应该被治
疗。88%的人表示他们不认识任何同性恋者。

◇ 美国最大的同性恋组织“人权运动”于7月27日正式宣布,支
持第一夫人希拉利·克林顿竞选纽约州参议员,“因为她长期以来一
直是人权运动和美国同性恋者的朋友,这种友谊植根于她对平等的坚
定信念”。克林顿夫人曾公开表示,支持保证同性恋者平等就业权的
《就业非歧视法》和禁止仇恨性犯罪的《阻止仇恨暴力犯罪法》。她
的竞争对手、共和党人里克·拉齐奥直到竞选开始才申明支持《阻止
仇恨暴力犯罪法》。

◇ 美国共和党人狄克·切尼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后,她的
小女儿玛丽·切尼的同性恋身份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玛丽现在任职
于一家酿酒公司,负责与同性恋社区的公关工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
没有对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表示支持。

◇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于7月下旬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通过互
联网相互结识后发生性关系的人更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此研究的样本
为856人,其中大多数为异性恋白人男子,但同性恋者所占的比例
明显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 美国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于7月20日公布了艾美奖的提名名单。
以同性恋角色为主的情景喜剧《威尔与格蕾丝》获得11项提名,是
喜剧中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除了最佳系列喜剧外,剧中的四名主要
角色(其中两名男性角色都为同性恋者)全部获得提名。鉴于《威尔
与格蕾丝》的成功,NBC决定将此剧的播出时间由星期二移到星期
四的黄金时段。

◇ 英国国防部于7月25日宣布,四名因同性恋而被开除出军队的
英国公民将被付以三十二万四千英镑的赔偿金。这四名军人向欧洲人
权法庭提出的起诉获胜后,英国政府取消了禁止同性恋者从军的禁令。

◇ 南非《每日邮报和卫报》最近透露,南非军方曾在1971年和
1989年之间对五十名同性恋士兵强行施行变性手术。暴露同性恋
身份的士兵首先必须接受厌恶疗法,性倾向如果没有得到改变,他们
被迫接受变性手术或者通过药品注射来丧失性功能,据传有些人员在
治疗过程中死亡。

  南非军方承认曾对这些军人施行厌恶疗法,但声称事先征得了当
事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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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道四】

◆           为巩俐说几句

             ·二 言·

  巩俐最近又频频闹出新闻,先是因申请入学北大就读社会学系研
究生课程而遭到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很多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巩俐
入学有辱北大门风。不久之后,巩俐的盖中盖口服液广告因对“希望
工程”造成侵权又使她成为众矢之的。巩俐为什么老不讨人喜欢?个
中原因着实耐人寻味。

◇ 角色和演技

  巩俐与张艺谋的婚外恋至今仍令一些人耿耿于怀,但巩俐首先是
一名演员,因此对她的考量应以表演艺术为基准。巩俐的演技究竟如
何,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应该指出的是,演技的好坏不
应该取决于角色是否讨人喜欢,不然的话,那就等于说扮演坏蛋的人
永远不是好演员。笔者曾读到,著名演员陈强在演出舞台剧《白毛女》
时,台下飞来一颗子弹,因为某士兵入戏后,竟将舞台上的陈强当作
了现实生活中的黄世仁。这位士兵以自己对角色的好恶判断来决定对
演员的态度,这是一种感性的欣赏习惯,它往往注重于作品的情节,
而非表达方式。举个旁侧的例子,红学家们普遍认为林黛玉是《红楼
梦》里最高贵的女性形象,但普通读者却因其尖酸刻薄而没有对她怀
有太多好感──不同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角度确实会对人物产生不同的
理解。

  许多观众对于巩俐的感觉也是如此。巩俐扮演的许多角色并不刻
意迎合大家心目中希望看到或者拥有的配偶、女儿、姐妹或者母亲等
女性形象,不能够以简单的善恶标准来加以衡定:《菊豆》里乱伦的
妇人,《古今大战秦俑情》里的“十三点”,《大红灯笼高高挂》里
咎由自取的妾人,《霸王别姬》里泼辣专断的妓女,《摇啊摇,摇到
外婆桥》里娇纵跋扈的歌女兼情妇,《风月》里吸毒成瘾的富家小姐
──乍一看,巩俐几乎将“坏女人”的形象搜罗个遍。这些角色在
“大方向”上已经“大错特错”,剧本也无意赋予她们任何可歌可泣
的“闪光点”,这与偶尔犯错但在“大方向”上把握正确因而无伤大
雅的还珠格格截然不同。然而,影片为这些“坏女人”营造出同情的
氛围,打乱了观众原先持有的是非标准,令人无法给角色贴上“好人”
或者“坏人”的定性标签。比如说,一提起私通或乱伦,一般人都会
斥之为“大逆不道”,但观看《菊豆》时,这种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
和是非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和挑战,影片中的私通和乱伦成了令人
同情的行为。许多观众习惯了善或恶的简单二分,对于剧中人物就会
觉得无所适从,坐立不安,甚至因此感到惊怕。不习惯或者不喜欢巩
俐扮演的角色,于是就责怪她“演技不佳”,进北大就会使北大蒙受
“耻辱”;“盖中盖”广告侵权本来是制作商的过错,根本由不着巩
俐负责,但风波一起,一些人总算逮着了发泄的机会,于是一头污水
铺头盖脑地泼将过去。虽然巩俐在《活着》里面驾轻就熟地扮演了贤
妻良母角色,可惜此片因在大陆遭禁而未能使广大观众领略她另一面
风采。

  《菊豆》或《霸王别姬》等影片具有沉重的批判力量,绝不会让
人心旷神怡地走出影院。菊豆、颂莲和小金宝等角色往往在现实的压
迫下呈现出人格的扭曲,流露出内爆式的反抗意识,这里没有《渴望》
中刘慧芳一样的温良恭俭,也看不到《还珠格格》里的紫薇那般逆来
顺受,巩俐以自己对反叛人物的偏好来决定对角色的取舍,对薛宝钗
之类的圆润角色毫无兴趣,这是她的创作自由,理应受到尊重。至于
一些观众没有足够的心理能力来承受悲剧的震撼力与挑战,或者没有
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宽厚的人文精神来理解和接受剧中的角色,或者总
是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巩俐创造的艺术形象,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和
损失,演员何错之有?

  邓亚萍、高敏和叶乔波等体育世界冠军进入北大或清华等高等学
府就读本科或者研究生院,并没有引起任何争议。在表演艺术方面,
巩俐则可谓名符其实的世界冠军,她曾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
角(《秋菊打官司》)和嘎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提名(《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在《霸王别姬》中将菊仙对
程蝶衣从猜疑、嫉妒到同情、保护以至最后失望的情感转换刻划得丝
丝入扣,一嗔一笑和一颦一斥都极其吻合角色所处的大小环境,她也
因此获得极具权威的纽约影评人协会颁发的最佳女配角奖,而傲慢自
大的美国影坛(包括影评界)向来几乎不会将这类奖项颁与外国演员
(只要看看李安的《理智与情感》所受的待遇就知道,此片获得了包
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几乎所有奥斯卡主要奖项提名,唯独李安未获最佳
导演提名)。以《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和《纯真年代》等
名片而享有崇高声誉的著名导演马丁·斯考西斯为了邀请巩俐出演
《赌场》,不惜改写剧本──唯我独尊的好莱坞对一名外国演员如此
厚待,几乎前所未闻,这足以说明巩俐的实力(受到巩俐婉拒的角色
后来由莎朗·斯通顶进)。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西方媒体普遍对中国
展开妖魔化攻势之时,巩俐作为曝光率最高的中国女性,在各种公开
场合表现得不亢不卑,坦然自若,即保持了自尊,又不失亲和,丝毫
不逊于一名成熟的外交官。

    巩俐收放自如的表演一是来自天赋,二是来自对人物的深刻理解,
就象运动员成为冠军即需要天赋,又必须付出艰辛努力一样。巩俐在
《秋菊打官司》中洗尽铅华,把农村妇女的纯朴倔强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又自然真切,中国以至世界级的漂亮女演员中有几人能够表现出这
份自我挑战的勇气和才华?《霸王别姬》、《活着》和《荆柯刺秦王》
等都是以男性角色为主的影片,但电影海报总是凸显巩俐的头像,因
为她已经成为高质量影片的象征,是海外艺术影院的热点,令影迷们
趋之若鹜。巩俐多次获奖并应邀成为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
(这种职位一般由上了一定年纪的资深影人担任),许多外国演员也
都以与巩俐合影为荣,就是对其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在三十出头就
取得这番成就,这在全球影坛可谓凤毛麟角。正如邓亚萍和叶乔波等
世界冠军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巩俐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她进北大就读,
实为北大当之无愧的骄傲。

◇ 巩俐的影片

  说到底,巩俐得罪人的还是因为第五代导演的《菊豆》、《大红
灯笼高高挂》、《风月》等影片被指责为暴露了中国的黑暗面,“有
辱中国人的形象”。许多人将这份不满迁怒于演员,巩俐首当其冲遭
到攻击也就不足为怪。

  新一代导演的批判精神使他们竭力回避歌功颂德式的主旋律影片,
也不热衷于拍摄粉饰太平的欢乐图景。他们的影片并不以喜闻乐见为
创作目的,不在于迎合观众,而在于挑战观众。《菊豆》里的族落压
迫,《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一夫多妻,以至陈冲导演的《天浴》反
映下乡知青为争进城名额而屡遭蹂躏的悲惨经历,这些都是真实的发
生。既然属实,即便触目惊心,也应该有勇气去面对。

  再者,对影片的理解不必局限于故事本身,例如《大红灯笼高高
挂》通过妻妾间的争风吃醋影射了官场里的勾心斗角,并反映出旧制
度对人性的压制与摧残;《活着》反映出普通人在政治和现实面前的
渺小和无力抗争;《天浴》表达了人在逆境下的生存本能。这些永恒
主题贯穿着人类的各个社会和各种阶段,而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历史
与现实──这就是艺术的相通性。如果有人因《大红灯笼高高挂》而
误认为中国目前实行一夫多妻制,或者拘泥于“点灯捶脚”的细节,
那是他自己的无知与狭隘所致,难道还要影片特地注明“此乃发生在
二十年代之事,当今中国已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以视正听不成?

  第五代导演的影片在国际上频频得奖,参与评奖的影评人大多是
资深影人或者学者,这些人有着比普通观众坚强得多的心理承受能力,
偏爱格调沉重的片子也就不足为怪。再者,悲剧的力量确实往往要胜
过喜剧或者正剧,比如莎士比亚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他的四大悲剧。由
此可见,《菊豆》或者《霸王别姬》等影片得奖并非评委的猎奇所得,
也不是他们只对中国的落后感兴趣,嘎那电影节上获奖的《出租车司
机》、《现代启示录》和《流行小说》等影片也暴露了美国社会的黑
暗,但笔者还没有看到一位美国人把这些影片当作美国的“耻辱”。
如果留心一下影评,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着重于探讨影片的内涵和表达
方式。笔者曾经碰到不少喜爱中国艺术电影的外国朋友,大家都纷赞
这些影片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和出色的艺术表现,这实在是中
国人的骄傲,何“耻”之有?倒是国人先时习惯于“高大全”的光辉
形象,后来又受刘慧芳之类迎合味十足的苦情角色的迷幻(即你要她
多好,她就有多好,不仅好得出人意料,而且经常好得让人措手不及,
不摧人泪下就誓不干休),最近又被还珠格格的万种娇情所宠,从而
缺乏勇气和能力去面对撕心裂肺的残酷与悲怆──畏缩退避的鸵鸟心
态暴露无遗。

  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人希望看到反映光明面的片子,他们完全有
条件拍出一些像样的片子来,国家难道这方面的拨款还不够多吗?但
即便出现了诸如《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这样一些积极向
上的高质量主旋律艺术影片,很多人还以其展现了中国贫穷的乡村面
貌而自惭形秽,好象非要把镜头对准了五星级饭店、林立的高楼大厦、
直通的高速公路和脚蹬高统满面霜饰的摩登女郎方能体现出国家的正
面形象,但充其量只是在迷西的浮华中和自欺欺人的幻梦中掩盖自卑
的心态。试问一下,中国究竟多少人有缘靠近这些“进步”?难道农
民的生活就无权得到艺术反映吗?《一个都不能少》的大背景是农村
学堂教育的问题,但魏明芝身上体现出的执着和韧性同样可以投射到
一位含辛茹苦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身上,或者一位为打开产品市场而
锲而不舍的厂长身上。难道穷乡僻壤就应该受到掩蔽,就应该不见天
日吗?再则,就影片的构图来说,《菊豆》里的人物可以是满身泥泞
或者衣衫褴褛,但触目惊心的画面透射着精伦无比的美术感,从而产
生强烈的震撼力。

    指责巩俐和张艺谋“老土”的观众无非出于四种心态,一是对农
民的歧视,觉得他们的生活不值得反映;二是对艺术美感的狭隘观念,
仿佛只有风景或花卉照那样的赏心悦目或者明信片一般一尘不染的场
景才算美;三是盲目的自卑与轻侮,认为中国再出色的成就也比不过
西方,巩俐再出色,也肯定不如莎朗·斯通或黛米·莫尔;张艺谋导
演了歌剧《图兰多》,就有人自以为是地指评道:“老谋子那两下子
怎比得过祖宾·梅塔比?”事实上,张艺谋在世界影坛的地位与祖宾
·梅塔在世界乐坛的地位相比,真是绰绰有余。最后还有自我封闭太
久而导致的“恐外症”频频作怪,对国际上获奖的本国影片产生本能
性的抵触,以自己的狭隘认识来揣度国外影人对影片的欣赏,例如将
《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片在海外的成功归于“点灯捶脚”满足了人们
的好奇,等等。

  也许新一代导演的影片在格调上确实比较沉闷压抑,不仅曲高和
寡,观众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成熟心理才能安心观赏,这是导演的艺术
追求和创作风格使然,他们拥有这种权利。电影艺术百花齐放,《不
见不散》是脍炙人口的贺岁片,《唐伯虎点秋香》里的插科打浑博得
人们的轻松欢笑,《东方不败》里的奇情侠气使人想象驰骋,《变脸》
里的真善美令人痛哭流涕,而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的电影拒绝迎合
观众,使人在骚动紧张中面临着精神挑战。这些影片的主题和风格大
不相同,但具有强烈的互补性。百花齐放满足了各类观众的不同品味,
任何人都有不观看或不喜欢某类电影的自由,正所谓青菜萝卜,各有
所爱,但不能因为不喜欢或不了解萝卜就说萝卜是毒。

  当初陈冲因为取了个英文名字就被斥为“卖国”,相比之下,巩
俐所受的待遇已大为改善,但欣赏她主演的电影需要怀有面对自我和
襟怀坦白的勇气,而这份勇气的获得是走向诚实、走向成熟和走向进
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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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导】

◆        台北县寺院闹出诽闻案

  台北县汐止三宝沙弥学院爆发小沙弥疑似轮遭住持性侵害案件。
截至8乐26日深夜,已有廿七名小沙弥接受警方笔录,初步有廿四
人指控曾先后遭到住持释智浩从猥亵到性交等轻重从程度不同的性侵
害,且其中时间最长者竟长达二年。三宝沙弥学院卅二名皆为在学国
中、小学童的男性常住小沙弥。

  据《中国时报》报导,三宝沙弥学院原本位在台北市内,直到一
年前才迁到汐止现址以铁皮搭盖的违建,并以文教基金会名义在台北
县教育局立案;惟该基金会附设学院提供儿童及青少年留宿的做法,
并不符合法令规范,因此社会局曾数度主动拜访,甚至提供福利机构
立案表格要求三宝沙弥学院尽早合法法,但都未获回应。

  受指控的智浩法师本名许智浩,今年36岁。过去他曾在贸易公
司担任日用杂货外务员,他和妻子都是佛教徒,生有一女。释智浩于
1995年在台北市木栅慈光寺出家。不久,他的妻子也跟着出家,女儿
被送往大哥家。和释智浩相熟的悟空法师说,个性内向的释智浩很爱
小孩,两年前曾在慈光寺办过小沙弥佛营,慈光寺小沙弥营的小沙弥,
有多人一直跟着释智浩,没听说有任何问题。

  释智浩在开办北县汐止三宝沙弥学院时曾说,他过去看到过许多
行为异常被学校、家庭及社会摒弃的小朋友,自己发愿如有机会,用
爱来陪他们走一段路,用爱心将漂泊的孩子带回安全的岸上。担任三
宝沙弥学院受戒师的悟和法师说,他曾经力劝智浩法师停止办沙弥学
院,因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搞不好有一天还会被他们
出卖了,但智浩法师执意要做。没想到,他如今真的成为许多小沙弥
指控的性侵害嫌疑犯。

  29日,失踪三天的智浩法师在台北召开说明会,否认曾对小沙
弥有过任何性侵犯行为。他声称,自己以父执辈的身份去带领小沙弥,
如今被人家讲成这个样子,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对记者询问,
有无叫小孩到房间,叫小孩舔身体?智浩说:“我们家还有一个师公,
一起睡,我们活动忙,我哪还有时间做这样的事?”智浩否认有叫小
孩到房间一起睡,如果有洗澡,都是一堆人、一起很单纯的洗澡,就
象父亲帮孩子洗澡。他反问记者,如果你身为父母,被人家这样讲,
你能怎样辩解。

  台北县政府28日安排疑遭性侵害的小沙弥身体检查,但没有发
现明显伤痕。北县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视察邱夙仪表示,,大部分是被
猥亵及要求口交,有一名孩子表示被强迫肛交。她说,一般在性侵害
案件中,尤其是猥亵案件,要从身体上举证相当不易。她同时指出,
一般猥亵案件均由法官依照被害人口头陈述查证审理,依经验来看,
有高比例的被害人指控,其真实的程度很高。

◆          台湾发生同性迷奸案

  民国80年间(1991年),因同性男友提出分手,愤而持刀
将他杀害入狱服刑的男子李胜朋,日前又因为设计灌醉一名今年才大
学毕业的男子,并予以强奸、强盗得逞而被提出告诉,27日深夜被
警方逮捕到案,警方目前仍在进行侦讯中。

  警方表示,47岁男子李胜朋(有杀人前科、假释中,花莲人)
涉嫌在本月23日,先诱骗甫自大学毕业的被害人至路边摊喝酒,并
先后以解酒药为由,使其服下10颗不明药片,在被害人昏迷之际带
往旅馆强奸得逞,并于事后强盗被害人手机、提款卡等物品。

  被害人在不堪受辱后向警方报案,当时他还在花莲某学院就读时,
趁春假搭车北上探亲,在火车上结识自称“李志朋”、同时是他学校
学长的李胜朋;李在5、6月间陆续以电话邀约被害人七八次未果,
最后因为不好意思才于23日赴约,不料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被害人指称,平时酒量喝七八瓶啤酒没有问题,当天因为服下他
所说的“解酒药”,在喝了两三瓶时就感到不支,三个小时后便因为
失去意识。他在半推半就下被带到旅馆“休息”,其间醒来时发现牛
仔裤已被褪下,而李则是不断亲吻他,并替他做口交,但是因为体力
不支便再度昏睡,醒来时自己的手机、提款卡和电话簿都遗失了,这
两天越想越不甘心,加上李再度邀约谈判,才会向警方报案。

  警方在接获报案后前往两人相约的东区某麦当劳埋伏,并顺利将
李嫌逮捕。经调查后,警方才赫然发现,李嫌在民国1991年11
月间,因为当时一位小他15岁的朱姓作家男友欲提分手并准备出国,
一时气愤之下持预购的蓝波刀将他刺杀身亡,还与尸体共度三天,经
台北地院判刑15年6月,去年中才假释出狱,想不到竟然又再度犯
下强奸、强盗罪嫌。

  警方在李嫌身上同时发现数张纸条,有的记载“带动性爱、激情
功力一流”等药效,另外也有纸条记载了十多位男子姓名、电话,其
后并注明“OK?”“OUT?”的字样,其中也发现被害人的姓名,
并被同时注明两种字样;加上在警方侦讯过程中,旅社负责人也供称,
李嫌曾经以同样方式带过两名疑似酒醉男子到旅馆休息,因此警方研
判可能还有其他受害民众,希望民众踊跃出面指认,目前警方仍在进
行侦讯,并将扩大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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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           成为自己的专家

            ·艾伦·赫尔曼·
            ·罗杰 翻译·

  到了六十年代早期,同性恋活动家开始对那些“治疗”的说法感
到厌倦。对于象伯格勒、比伯、邵卡利之等专家们的自以为是,同性
恋者掩制不住地感到愤怒。对心理学专家们的深深的敬意开始在同性
恋社区内部讨论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专家们及其动机的怀疑。伯
格勒被认为是为了“狂热的道德主义”而背叛了科学,并被讥刺为
“自以为是的长舌妇”。艾尔文·比贝和查尔斯·索克里克兹的名字
则成了精神病治疗法对同性恋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的代名词。 

  但是对同性恋者的心理状况的研究还是占据着同性恋运动的核心
地位。“我认为这场运动取决于对‘同性恋是不是疾病’这个问题的
回答,”马太辛协会华盛顿区分会主席,法兰克·凯蒙尼说。凯蒙尼
曾在二战中服役,当时他在军队中做天文观测,于1957年因为同
性恋而被开除出军队。出于对同性恋运动的“温顺、谦卑、辩解”式
的语调的不满,凯蒙尼开始对精神病学界权威提出清晰有力的批评。
“我在这场心理病理学的争论中决不会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任由他
人随心所欲地来处置我。我想在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事件上积极主动。”

  在凯蒙尼的大胆带动下,华盛顿及其它地区的同性爱组织马太辛
协会成员最终于1965年采纳了下列建议:同性恋不是“疾病”,
而“仅仅是一种和异性恋平等,并且在种类上也相同的喜好和倾向,
或者说习性”。对于如此直接挑战心理学现有的理论,很多同性恋活
动家也心存疑虑。但是对这种同性恋非病理学说的争议,逐渐让位于
新兴起的自我认同与依赖。当时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巴巴拉·季丁丝
后来回忆说: 

    我们深陷于精神病学对同性恋的观点中无力自拔,法兰
  克的学说无疑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最终被东海岸的同性
  恋组织采纳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同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终
  于可以说:“看,是心理学家们在制造问题,而不是我们。
  我们将抛弃他们,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公民权利的问题,我们
    要走出来争取应有的权利,而心理学家们只要管好他们自己
    的事情。”

  一旦同性恋者开始相信自己的理论,同性恋运动的目标和方式就
发生了剧变。当时的黑人民权运动也对同性恋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让
同性恋看到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何等重要。他们对于依赖专家们来促进
理解越来越不抱希望,浴室开始依靠自身集体的力量去为“同性恋”
这件事本身辩护,而不再局限于为单个的同性恋者申辩。六十年代的
一位女同性恋者说: 

    如果人们只是认为我们“不同”,而不是“病态”,我
  们可以接受。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让世界改变我们。
  病态的一个仇恨歧视的社会,而不是我们。 

  在同性恋活动家的日程上,促进自我认同和推动社会改变被放在
了优先地位。同时,争取公众的理解仍然是重要的目标之一。 

  在这种全新的学说框架下,心理学专家关于同性恋的所有论著和
所有治疗都和几年前看上去截然不同了。心理治疗专家在被一些人看
成富于同情心的治疗者的同时,被另一些人看成邪恶的敌人。同性恋
活动家们不再讨论把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的技术细节,也不再讨论
哪种治疗方法更有效。改变性倾向的技术在道德含义上受到了怀疑。 

  关于“治疗”失败的故事也开始流传。在1969年以后,一些
同性恋者揭发了他们是如何受到“有益的专家们”治疗的。这些描述
为同性恋运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词,显示出对同性恋的恐惧根深蒂固,
同时让人们看到改变社会现状的迫切性。这些同性恋者的经历之所以
有很强的说服力,不仅因为是亲身经历,同时也揭示了在得到求治者
绝对的信任和忠心后,专家们如何易于滥用这种权力来折磨同性恋者。
心理治疗不仅仅是一种侮辱,它是一种对曾经信任过它的同性恋者的
凌辱。 

  例如,在1971年,克里斯托福·豪布生讲述了他是如何渡过
十四年的心理治疗的,而同性恋运动才使他最终结束这个过程。从中
学的最后一年开始,豪布生就因为“迫切地想变成一名异性恋者”而
开始寻求一系列治疗。在若干年的治疗中,他一直急切地要接受惩罚,
急切地要接受医治。但是对那个令他痛苦的问题,他始终没有找到答
案,内心的罪恶感也没有丝毫减轻。最终在他的朋友们参加了妇女运
动后,豪布生认识到“治疗医生没有能帮助我正确地理解我自己,我
需要的是克服对自己的无知。突然之间,一切变得很清楚:医生的失
败是因为他们认定我是有病的,同性恋是一种病。而这种假设根本就
是错误的”。豪布生认识一些自身为同性恋者的心理分析家,但他的
医生则坚持认为不存在同性恋心理分析家。豪布生愤而中断了治疗,
并勇敢地在同性恋运动中公开亮相。“在整个美国,”他写道,“有
上千的人在接受治疗,还有更多的上百万的同性恋者处于心理学教条
产生的无处不在的社会影响之下。他们只有在社会抗议风潮的帮助之
下才会有勇气亮相。”

  最辛酸的故事是那些已经有了一定成就和社会地位的老年人。他
们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去除自己的同性恋性倾向。前纽约市卫生保健部
长、全国同性恋特别会议主席霍华德·布朗博士因为一名记者威胁要
公开市政府里的同性恋官员而辞职。1973年,布朗博士公开向他
的同事讲述了他辞职时的痛苦心情:“我感到自己仅仅因为性倾向而
受到了谴责,但我又无力为自己辩护。”甚至在他的亮相发言被《纽
约时报》头版刊登以后,他仍然感觉自己和周围年轻的同性恋者之间
隔着巨大的鸿沟。“他们对我艰辛的努力不屑一顾。因为以前接受的
很多精神病学关于同性恋的陈词滥调根深蒂固,很难从脑中去除,我
还是相信同性恋者是情感有缺陷的自恋者,同性恋者永远都不会象异
性恋者那样全心全意去爱,我还是相信我们是天生地肤浅和不负责任
的。”他说。 

  布朗和精神病学的接触开始于1942年,当时他正准备进入医
学院就读。他焦急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一名精神病医生,这位医生
的回答是:“同性恋不可能成为医生,他们只能成为发型师。”在服
兵役期间,布朗研究了军队的诊断清单,发现象他自己那样的同性恋
者被归类为“生来就是在心理病理上低等”。在医学院,他的教科书
写道,同性恋病人是易于冲动和不成熟的,同性恋者对社会道德风尚
和标准极少或根本不考虑。由于感受到急迫的危机感,布朗深信自己
将过一辈子悲惨的生活,他决定接受心理分析。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
他每周四次对医生描述他的梦境。心理分析的花费比他所有其他生活
费用的总和还要多。“斯耐尔博士让我相信,我不可能恋爱──真的,
没有同性恋者能恋爱。我又花了二十年时间才从心理分析的后遗症中
恢复过来。也就是说,我在二十年后才开始认为我和其他的同性恋者
是有存在价值的,是有能力的。”基于自己的经历,布朗总结说:
“如果精神病专家从一开始就对同性恋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可能会过
得好一些。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积极地利用手中的权力
和受到的尊敬使我们生活得更差。”

  马丁·都伯曼是一位获奖的历史学家和剧作者,他用非常个人化
的笔调描述了对治疗的狂热追求如何污染和控制了一个前途无量的生
命。在都伯曼从一所进入另一所精英学院的同时(哈佛,耶鲁,普林
斯顿),他的生活被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喜悦的学术生活,另一半是
地狱般的内心世界。在他1991年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回忆当时的
感受: 

    “我的学者地位越巩固,我对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当
  时的精神病学定论)就担心得越少。在潜意识里,我接受了
  社会的定论,即我是有缺陷的。但是,我现在感到自己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越过这种控诉了:我不是完全无用的,只是在
  感情生活上有残疾。 ”

  1957年,当都伯曼开始了他漫长的心理治疗历程时,他没有
听说过艾弗伦·胡克,也不知道刚刚开始出现的同性爱组织马太辛协
会。他当然也从未认真地想过他的性向有可能是“正常”的。相反,
他写信向爱德曼·伯格勒寻求帮助,并与一系列医生合作以寻求改变。
 
  他于六十年代参了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这些努力分散了他对
“强迫性的正式地分析我是谁”的注意力,使他自我感觉好了些。但
是与豪伯生不同的是,都伯曼没有参与同性恋组织,也没有从政治参
与中得到个体解脱。多年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他的同性恋倾向不是
感情紊乱,而更可能和文化压迫有关系。他在治疗过程中接受的破坏
性的重复教育──他是不成熟的,有病的,不完整的──在他脑中被
固化。甚至直到石墙事件发生,并目睹了1970年纽约第一次同性
恋骄傲游行以后,都伯曼仍然在日记里写道,那些参加者不过是一些
“走在另一条治疗信仰之路的残疾人”。 

  都伯曼在六十年代的治疗医生卡尔(化名)赞成当时流行的分析
治疗的框架。卡尔告诉都伯曼,他和母亲的关系是一种错误。作为变
成异性恋者的第一步,他必须抛弃这种“不健康的共生”关系。卡尔
向都伯曼保证,经过一些努力,他的“异性恋倾向就会得到解放”。
卡尔还建议他“和一个老年男人(指卡尔自己)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这对于“治愈成长过程中和父亲疏远带来的伤痕”是必要的。 

  在石墙事件和1970年他的四十岁生日后,都伯曼逐渐向同性
恋运动靠近。他鼓起勇气停止了接受卡尔的治疗,并在1971年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和他在次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亮相。他参与了
同性恋学术联合会,并与艾尔文·比伯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公开论坛上
辩论。    

  “我认为自己承受的这些是不值得的,”他回忆1970年时的
思考说,“我完全失去了自由,我有那么多对自己的负面评价,这些
消极态度到现在还依然存在,尽管我努力想去除它们。”

  尽管接受经典的分析治疗的男同性恋者在总数上并不多,因为大
部分人都无力承受这种昂贵的治疗,但在五六十年代接受治疗并公开
的女同性恋者人数则更少,有理由相信女同性恋者和治疗者的交往过
程和男同性恋者相似。“根本没有效果,”乔伊·汤琴这么评价她在
六十年代接受的治疗,“但是当时我确实想变成一个异性恋者。作为
一个同性恋者,我看不见任何希望。”

  无论在病人开始治疗时是怎么做或怎么想的,治疗医生总是自动
地认为他们的性倾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女同性恋者被不断教育:她
们和别的女性的感情和性方面的联系是一种变态,会带来悲剧;她们
与母亲的关系使她们在年轻时代误入歧途。“你很幸运没有自杀,你
可能还有希望。”一位妇女的医生这么告诉她。 

  医生们常相信女同性恋者需要外界的帮助来改变她们的性行为,
并变得更有女人味。比如,经常有家长因为他们的女儿显出男孩气,
或和别的女孩过分亲密而送她去看精神病医生。一旦进入治疗,医生
们就鼓励病人沉迷于对男性以及和男性发生关系的性幻想中,因为他
们认为病人需要的就是克服她们对与异性交媾的恐惧感。治疗者也尽
力让女同性恋病人打扮得更女气,似乎化妆品和高跟鞋能保证她们变
成异性恋者。一位女同性恋者回忆,她的医生试图让她在催眠状态下
穿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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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坛纵横】
     
◆         百年天鹅情
             ──兼评男性版《天鹅湖》

             ·楚 钧·

  英国影画先锋舞蹈团于1996年推出新编舞剧《天鹅湖》,由
清一色的男演员出演所有的天鹅。此剧一推出就在伦敦引起轰动,之
后陆续在美国洛杉矶和纽约上演,其新颖的构思、充满阳刚和活力的
表演一下子抓住了成千上万的观众的心,演出盛况空前,经久不衰。

  在中国,芭蕾舞剧《天鹅湖》的音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虽然大
多数人没看过《天鹅湖》,也不知道舞剧的具体故事内容如何,但收
音机里一奏起《四个小天鹅》,谁都能跟着哼上一段。可多数人并不
知道,1877年由俄国作曲大师柴可夫斯基谱曲的《天鹅湖》在彼
得堡上演时,一败涂地,从此几乎被人遗忘了。在作曲家去世之后的
1894年,舞蹈大师派迪巴和依万诺夫对《天鹅湖》作了大胆改动,
对剧情、编舞和音乐都做了调整。女演员扮演天鹅时,编舞者用舞姿
的神似来代替服装和化装上的形似,使《天鹅湖》音乐旋律中蕴涵的
伤感典雅的华美和丰富的戏剧表现力得以充分表达。这个版本上演后
马上引起轰动,《天鹅湖》一跃成为芭蕾舞的经典作品,甚至成了芭
蕾艺术的代名词。

  以后的舞蹈家们经常对该剧进行改编和发挥。虽然是同样的音乐,
但不同的演出版在舞蹈和剧情上存在出入,而结尾常常大相径庭。
《天鹅湖》的故事源于德国童话,王子桑弗雷德在天鹅湖畔正要向天
鹅射箭时,天鹅变成了美丽的公主奥德塔,原来她和其他少女都被魔
王变成了天鹅,在晚上才能还原成人形,只有男子对天鹅的爱情能够
解除魔法。王子爱上了奥德塔,但魔王为了破坏这段恋情,将自己的
女儿黑天鹅变成奥德塔的模样出席王子的舞会,上当受骗的王子对天
发誓永远爱黑天鹅,这样他无意中撕毁了对奥德塔的爱情承诺,少女
们逃离魔掌的希望成了泡影。从这里开始,《天鹅湖》的不同版本出
现了迥异的结局。中国的演出版本源于前苏联,结尾是众天鹅和王子
折断魔王的翅膀,解除了魔法,“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在西方流行
的版本却以奥德塔或王子的死让舞剧在悲剧中结尾。

  英国影画先锋舞蹈团的编舞马逊·伯尼的《天鹅湖》可以说是最
大胆、最出格的一个版本。这个新编舞剧将故事移到五十年代,天鹅
全部由男性担任。音乐还是柴可夫斯基的原曲,但人们所熟悉的芭蕾
舞场景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城市背景。故事梗概如
下:小王子被女王母亲冷落,渴望母爱的王子不能承受王室生活的压
力,他幻想中看到一只天鹅,他强健美丽而又自由自在,天鹅身上拥
有王子所渴望的一切。王子长大后仍然不讨母亲喜欢。某个晚上,隐
藏身份的王子在酒吧里和人发生冲突,被赶出了酒吧。沮丧的王子在
公园里撞上一群天鹅,其中一只和王子梦幻中的天鹅一模一样。王子
爱上了天鹅,心里洋溢着希望。在宫廷舞会上,一位英俊的黑衣青年
不速而来,他与王子在公园里相遇的天鹅非常神似,但黑衣人潇洒而
傲慢,和所有在场的女士调情,并赢得了女王的欢心,他还模拟天鹅
的舞姿来挑逗王子,使其大出洋相。当大臣宣布黑衣人同女王订婚的
消息时,王子的精神彻底崩溃。奄奄一息的王子躺在卧室里,天鹅们
突然出现,将王子带进了一个美好平静的世界。女王进来时,发现儿
子已经死去,而此时在窗外,天鹅怀抱着少年王子挺立在星空下,王
子的灵魂终于在爱人的怀抱里找到了归宿。

  这出《天鹅湖》上演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几年里得了英国和美
国的无数奖项,其中包括1999年百老汇托尼大奖中的最佳音乐剧
导演(有趣的是《天鹅湖》本身根本就不是音乐剧)、最佳编舞和最
佳服装。在各报章杂志上更是好评如潮,《新闻周刊》称赞它“令人
难忘,想象无穷”,《洛杉矶时报》评它为“一个新时代的全新天鹅,
一次大胆的展现”,《好莱坞报导》说“当观众起立鼓掌欢呼长打十
分钟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目睹的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演出。《天鹅
湖》是一件惊人之举。”马逊·伯尼的《天鹅湖》在美国的公共电视
上播放,其录像带和DVD也已出版,令更多的观众欣赏到这出精彩
舞剧。

  新版《天鹅湖》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独
树一帜的改编保持了音乐的精髓。在创作中,伯尼首先对柴可夫斯基
的《天鹅湖》进行充分消化。他在编舞之前每隔一天就要听一遍全剧
音乐,这样坚持了一年多。《天鹅湖》的音乐不但抒情感人,而且具
有令人兴奋的戏剧性。伯尼曾经表示,他是围绕着音乐重新构建场景,
而不是对已有的舞剧修修补补,“古典芭蕾往往表达永恒的人性,比
如爱和背叛,善良和邪恶,并总要带一些神秘感和魔幻性。这些就是
我创作的基础,它启发我想出新的构思,从大家熟知的故事中演化出
我个人独特的版本。”在舞蹈表现上,伯尼保留并发挥了经典《天鹅
湖》成功的秘诀,那就是对天鹅场景的抽象化,只穿羽毛短裤的男舞
者裸胸赤足,用健美的肢体来表达天鹅的神韵,他们的手臂时而是天
鹅宽大的翅膀,时而是天鹅优雅的颈脖,而有时却并不仿形,只让观
众体验天鹅的动感。即使有这番标新立异,它仍然在情节上尊重原创,
在情感上忠实于音乐,是一出不折不扣的《天鹅湖》。

  伯尼的《天鹅湖》面向现代观众,它虽然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
打破了传统情节芭蕾的各种框框。首先,传统芭蕾将音乐分成片段,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情节毫无关联的表演性舞蹈;第二,芭蕾舞使用
程式化的哑剧手势来对话和叙事。这些都使舞剧呈现出松散的结构,
不容易被现代观众理解。而伯尼的《天鹅湖》里的每一段舞都与情节
紧紧联系在一起,全剧编排紧凑。演员的舞蹈语言完全打破传统,鲜
明易懂,不熟悉芭蕾程式的观众不用借助说明书就能看懂《天鹅湖》
的故事。伯尼曾自豪地表示:“来看我们的《天鹅湖》,观众只须怀
着开放的思想和度过一个美好夜晚的愿望就够了。”

  新版《天鹅湖》还被认为影射当今的英国女王和查尔斯王子。伯
尼表示,剧中的王子形象实际上参照了英国历代身处窘境的国王和王
子,他们对外竭力维持体面的公众形象,内心却缺乏安全感。人性上
的弱点往往使他们无法胜任与生俱来的职责。经典《天鹅湖》第一幕
一开始,王子出场时郁郁不乐,而伯尼的《天鹅湖》用了整整一幕来
表现王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试图找出他郁郁寡欢的原因,其情节
有意无意地影射了当今的英国王室,而近年来媒体对查尔斯王子夫妇
的诽闻的大量炒作,无意间成为伯尼的《天鹅湖》的绝妙说明书和最
佳广告。

  伯尼的《天鹅湖》中最不拘一格之处在于让清一色的男演员扮演
天鹅,特别是将原来的白天鹅/黑天鹅这对角色变成了雄天鹅/黑衣
人。伯尼在谈及这一大胆而且十分冒险的举动时说道:“这个主意完
全出自灵感。我在脑海里能看到男性天鹅的形象,而且坚信这个形象
一定能成功。男性扮演天鹅以我看来再自然不过了:天鹅的力量和那
宽大的羽翼更接近男性的雄健,而穿短裙的芭蕾女演员只能表现出天
鹅划过水面的静态美。”为了充分表现天鹅的神韵,扮演天鹅的演员
们都要看一节短片,一个母天鹅为了保护幼雏拼命地袭击一条渔船,
演员们从中找出天鹅所具有的暴力和野性。新版《天鹅湖》启用男演
员扮演天鹅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一百年多来,《天鹅湖》中柔美的
天鹅形象已经在观众的意识中根深蒂固,新的舞蹈如果还用女性来表
现,只是重复了俗套。由男演员扮演的天鹅不但保持了传统女性天鹅
的优美抒情,而且带上了十足的野性和强健,令人耳目一新,天鹅在
舞台上被表达得更丰满,更加栩栩如生──“雄天鹅”这一别具匠心
的设计成功了。

  严格说来,男性版《天鹅湖》并不着意表述同性恋,因为王子所
爱恋的主要还是天鹅──一只没有还原成人形的天鹅,一只自由自在
的野天鹅。当然,人们对同性恋的宽容态度赋予艺术家更多的创作自
由,使伯尼能够大胆地启用男演员演绎天鹅,并通过男子双人舞来表
达爱情主题,使《天鹅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阳刚和野性的魅力。强
劲的舞姿透射出浓烈的情感,使柴可夫斯基的经典音乐体现出崭新的
生命力。身为同性恋者的柴可夫斯基一生经历着苦痛,他将创作芭蕾
音乐时对童话世界的想象视为自我解脱。在他去世一百年后,曾令他
失意的《天鹅湖》由一群男性天鹅来诠释,他们把音乐中的忧怨伤感
和优美华贵表达得如此诚实贴切而雄健,不禁令人感慨万千,真可谓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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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满天下》编辑部成员:
总编:  二言(美国)   编辑:杨青 小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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